三、关于改革效果的分析

　　周业安认为：“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发现，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14]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关于教训：他非常赞同薛暮桥的分析，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他甚至称这两条为“改革的误区”。[15]

　　关于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后果，曹子坚则从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2）“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改革至少使一个人受益但同时至少一个人受损）：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事实上不受损害；又称“卡尔多改革”。（3）“不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补偿不足以弥补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甚至没有补偿）；又称“非卡尔多改革”。按照上述分类，他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帕累托改革到卡尔多改革再到非卡尔多改革的过程。”“1、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期阶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显的卡尔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补偿能力，改革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非卡尔多改革的性质。”[16]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统计数字看法不同。国外的有关机构和学者，在非正式场合多对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表示怀疑甚至否定，不过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7）就认为中国1979—1995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9•9 %修正到8•2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则认为同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为7•5%。[17] 国内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讨论也很热烈，但多是从体制、微观或个案角度，针对地方或部门的虚报浮夸现象，提出批评或质疑。从总体和大跨度上来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数字的（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前1953—1977年），是孟连和王小鲁2000年发表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他们通过测算，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有“虚增”问题，因此，1978—199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应由统计局公布的9•9%调整为8•4%，其中1979—1991年期间应由9•2% 下调为8•2%，1992—1997年期间虚增明显，应由11•5 %下调为9 %。[18]

　　另外，关于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国内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比价，以及由此折算成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显然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就采取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20美元，[19] 而按照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率(100美元＝835．07元人民币)计算，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746．9元人民币，折合美元568．4元。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地图集》采用的方法，199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0美元(当年价格)[20] ，与按官方汇率计算的数字相差不多。根据近些年国内比较认可的估计，1995年绝对购买力平价为一美元合4．2元人民币[21] ，照此计算，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30．2美元。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认为最后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准确。[22]

　　关于改革的效果，曾经提出著名“休克疗法”的美国学者萨克斯与胡永泰、杨小凯合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中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虽然从短期看收益很大，导致了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高速增长，但是“从长远来说妨碍宪政转型，这种代价可能会远远高于在消除既得利益方面所得到的短期收益。”[23] 吴敬琏也认为，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很大成就，但是“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24]

　　四、关于改革的中外比较

　　近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这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门学问。目前过渡问题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过渡的性质、目标、过渡方式和条件，也有对过渡的一般规律、基本理论的探讨；不仅有对过渡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过渡特点的实证研究。

　　中国和苏联（后为俄国）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1992年俄罗斯改变了1991年前实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国民经济遇到了连续的高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负增长。与此相反，中国经过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俄两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殊途同归和效果差异巨大，自然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将二者作为比较的对象。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美国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穷得多。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

　　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却花了大约14年的时间。[25]

　　刘文革、袁庆寿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由政治剧变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大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紧缩货币、财政，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推进的过渡。中国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中国的改革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2)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体制转轨；(3)经济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6]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两个国家经济改革及效果的比较，刘文革、袁庆寿对其研究成果做了如下系统地综述：

　　沿着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差异及其原因这—线索，国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过渡方式、过渡性质、过渡目标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与性质

　　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之前，国情、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轨政策与结局不同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改革”的设计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以及另一位学者胡永泰。钱颖一等人则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初始条件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巨大影响。这—观点普遍流行。

　　一批中国学者则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性质上的差异，寻找中国改革成功、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俄罗斯改革则把私有化定为目标，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较为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代表首推张宇博士(1997)。

　　(二)改革方式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来考察，两国改革的明显差异之一即是改革方式。从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人手解释两国不同的改革效果是当前理论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样，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市场化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改革方式的相异性。由于改革方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从理论到经验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差别进行了多种解释，刘文革、袁庆寿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种：

　　1．基于经验性认识论角度。渐进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过试点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巾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经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提出：“当用于改变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迅速重组的资源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改革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探讨渐进改革优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樊纲(1993)。邹薇和庄子银(1995)进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