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基础的也是很 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基层农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目前，除了各级的官方档案以外，最基层的农 村的档案基本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旧房重建或再建 不断加快，大批档案散失或干脆被当作废品送到了造纸厂，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很难见到此 类资料，抢救这批档案资料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然而，数量减少并不等于没有，只要肯下功 夫，坚持不懈地到农村去调查搜集，仍可有所收获。近些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的全体师生不避寒暑，栉风沐雨，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广泛搜集散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 基层档案，到目前为止已搜集到涉及全省各地100余个村的历史档案，总量当在数千万件，内 容包括农村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 账、实物明细账等等各类纷繁多样的账册;中央、省、地、市、县、乡（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小队各级的文件、计划、总结、制度、方案、意见、报告、请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各 类文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量阶级成分登记 表、斗争会和批判会记录、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申请书、判决书、悔过书、契约、日 记、笔记等等个人与家庭档案无奇不有;宣传画、宣传册、领袖像、红宝书、红色图书、各地 不同时期各种小报、各类票证等也有一些收藏。黄宗智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曾说:“关于单个村 庄的客观阶级结构的资料相当有限。现存关于每个村庄的阶级成分详细而准确的资料，多是在 土改时收集的并在四清中被系统核实过的。然而这些资料并不容易获得”。“直到现在，我们 能够掌握的确实可靠的资料只有几十个村庄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 实地调查”。　 ［5］　 我想，黄先生若再来我中心访问（2006年6月初访）一定会修正自己的这一 看法。 

　　还要提及的是，目前流行采用口述记录的方法开展农村社会研究，应该说口述史是历史著 述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仍有文献资料存世的现时代将历史档案文献和口述结合起来不是更有利于事实的把握和客观的研究吗?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20多年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将历史研究的聚焦点由精英 人物和重大事件转移到普通民众和下层社会;将单纯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扩展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将“自上而下”转换为“自下而上”的视角，从而构建整体的历史，正是社 会史研究的魅力所在。遗憾的是，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 和近代史领域，虽有研究者呼吁从社会史角度开展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但有分量的著述依然不 多。社会史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第三代年鉴 派代表勒高夫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　 ［13］　 现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社会 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 的一份社会责任。　 

　　［参引文献］　

　　［1］〔美〕韩丁著、韩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7年版。 

　　［3］〔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三联书店2002年版。 

　　［5］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 研究》2003年第2辑。 

　　［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7］阎云翔:《私人社会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116页。 

　　［9］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0］参见〔美〕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12］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3］〔法〕勒高夫J.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行龙，教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