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著述。美籍华人黄宗智继“过密化”、“内卷化”理论后又从“表 达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农村历史，认为中 国革命应视为1946～1976年的30年社会结构变迁，正是因表达与实践的距离和这种距离的不 断加大才导致了“文革”如此的政治运动　 ［5］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6］　　 借助自己家乡浙江北部联村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档案资料，试图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 互动模式”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阎云翔的《私人社会的变革:一个中国 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7］　 以自己生活和调查的黑龙江下岬村为个案，细密地讨论了一个普通村庄的个人及情感生活，是一部典型的乡村民族志著作。清华大学郭于华 等人则注重对口述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他们对陕北农村妇女在50年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相关 探讨①。另外，近年来有关专题的论文不断发表。此类著述均以资料见长，或档案，或口述，或田野，或综合，尤其注重理论探讨，值得学界进一步地期待。 

　　笔者此前将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 体统称为“集体化时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 社前后相继，一路走来，从历史发展进程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时代，更是一个难以忘却 的时代。如上所述，几十年来，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成果，尤其近些年来 出现了一些新作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兴未艾。稍有遗憾的是，历史学科本身对此的研究仍不能尽如人意。 

　　我们不能不承认，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框架更多的是研究上层领 导或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尤其以党为主体的历史事件，甚至党的历次代 表大会成为党史和革命史的叙事主线，说到底是一条政治史的主线。经济、军事、文化在这种 历史研究中只有附带的笔墨，基层农村社会尤其是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 往、精神心理状态、日常生活等，我们了解和研究得仍然十分有限。“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 时代的历史，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 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 际出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彪炳史册的事件，亦是重要的历史分期年份，或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农民的角度 来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前后关联、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时 期，直到建国后中央召开的有关农业的四次会议仍称之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更明 确地说:“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 展”。　 ［8］　 互助组的目的是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正是在互助 组的基础上转变发展而来，这是一个逻辑的存在，亦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与此同理，“文革” 后期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亦是在1958年开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内进行，只不过它另有了严 重的政治化、运动化的色彩而已。社会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具体历史时段的 划分亦要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出发。

　　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出发，从农民和农村社 会的变迁过程出发，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期间40年时间，就是党带领亿万农民走向和实现集 体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