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已蔚然成风。不同学科因采用不同的理 论和方法，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结论，但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无疑会推动研究的深入。稍有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研究，历史学却基本因袭传统的框架，难有突破，这是 近年来学界普遍感受到的问题。而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 社会，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检索多年来对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一般性著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模式。自20世纪40年代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50年代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 的撰写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以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 以章节体形式撰写历史。几十年来，以《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命名的数百部著 作，更多的是不同类别的诸多教材，大多陈陈相因，难脱此框架。公正地说，这样的历史著述 为人们认识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亦曾在革 命和建设中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这些著述大多限于对重大事件和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的诠 释，骨架虽有却缺少血肉。革命史和党史毕竟不能代替全面的完整的历史，除了政治还有经 济，除了革命还有生产，除了斗争还有生活，除了中央还有地方，除了领导层决策还有基层百 姓的众生相，历史本来就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画卷。 

　　二是海外学者有关人类学、社会学的著述。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 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数量虽有限，但大都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自有其人类 学、社会学的特色。迈德尔（Jan Mardal）夫妇1962年即深入陕北柳林地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了 为时一月有余的田野调查，1965年在美国出版《一个乡村的报告》，1973年又出版《中国:继续的革命》，以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在党领导下进行革命与生产的 真实画面。韩丁和柯鲁克夫妇则以观察员身份直接参加根据地土改，分别成就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1］　 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2］ 　两部纪实性作品。1991年 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eidman）等人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3］　 ，这是一部在 十余年田野工作基础上多学科专家合撰的社会人类学著作。该书考察的重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 典型——河北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但理论视觉和基本判断已与先前的成果迥异。未能直接 进入内地乡村的一些海外学者则利用口述资料撰写了这方面的著述，代表性的有黄树民的 《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生活》　 ［4］　 等。此类著述最大的特点是在亲身经历或口述田 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村庄的革命进程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韩丁就觉得自己的作品“无论 在风格上或内容上都很像一部记录影片”。　 ［1］（pp.4～5）　 但中国的村庄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数量极 大，而“真实的”是否即是“全面的”?况且，尽管是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的田野工作，海外学 者的关注点和了解到的面毕竟有限，其到底能做到多大程度“同情的理解”?这些都是后来研 究者不断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