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突出体现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对属于世界范畴的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的讨论，应有国际视野。关于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原因的探讨，已有不少国际视野分析的成果，但忽视了新中国在成立前的弱势与先发国家的强势的势能差这一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原因的讨论，不能忽视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势能差这一重要因素，以及由此而面临与其他后发国家相同的弱势窘境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逻辑起点。基于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存在较大势能差视角，厘清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与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深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的认识，进而增强进一步充分发挥这一显著优势的自觉。

　　一、中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转变缘于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后发国家存在弱势窘境。后发国家力争追赶先发国家，但绝大多数难以成功突破所面临的重重障碍，实现不了跨越发展，这被认为存在“贫困陷阱”。这是从现象进行逻辑判断，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和主导因素。实质性、主导性因素是：先发国家凭借较强的综合国力，以各种方式，对后发国家的发展进行控制，并索取剩余。具体而言，一是先发国家利用国际规则制定权，形成不利于后发国家发展壮大的种种规则，并通过跨国垄断资本对处于弱势的后发国家的剩余进行索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势的美国除对后发国家实施军事干预外，还实行美元霸权(起于1944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强于1973年10月美国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而实现美元与石油挂钩)，由此构建起世界财富向其流入的机制。二是先发国家利用跨国垄断资本及科技领先的优势，控制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高端，获取高额收益。如此，后发国家难以突破产业链低端和价值链低端的困境。三是一些先发国家曾长期实施殖民掠夺，现今仍以种种方式使后发国家对其依附。由于先发国家的强势与后发国家的弱势的势能差，先发国家通过类似经济和非经济的各种手段，锁定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使后发国家更加难以摆脱弱势地位，进而陷于恶性循环，本文将其简称为弱势窘境。与之相反的是，后发国家如果能厚植起优势，就可以由此破解弱势窘境，实现跨越发展，本文将其简称为优势跨越。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发国家可以跟学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后发优势有所发挥，也实现了发展，但能突破弱势窘境的极少，大部分后发国家难以摆脱对先发国家的跟随，甚至依附于先发国家及其跨国垄断资本。

　　中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乃至综合国力跃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由处于农业社会的后发国家，到70年代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今已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自2010起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这一历史性跨越发展，成就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9亿元，再增加到2019年的99.09万亿元,1953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1%。其中，1979年至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4%，比同期世界经济2.9%的年均增速高两倍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18%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位置，随之由1978年的第11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也由1978年的1.8%大幅上升到2018年的15.9%。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奇迹举世关注，从表象分析，是因为中国仅用较短的几十年，就跨越式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而实质是成功突破了后发国家的弱势窘境，并实现了向优势跨越的转变。中国还实现了另外一个转变———由“不能”向“能”的转变，即由中国为什么不能发生工业革命的“李约瑟之问”(又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向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历史性跨越发展的“中国之谜”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彰显了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成就的辉煌及来之极为不易。

　　对于中国的历史性跨越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相反，因而有人将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成就视为“悖论”。90年代初，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西方经济学界关注和重点研究，提出“中国之谜”。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在2002年道明了“中国之谜”的实质，即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可见，“中国之谜”与“悖论”一样，实质也是因为基于西方经济学难以对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奇迹予以解释。

　　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原因，有归于后发优势、结构效应、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对历史进行较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用后发优势、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结构效应等，可以解释某些时段、某些产业、某些地区的发展，但不能解释新中国70余年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全部历程。这些因素不是主导因素和充分条件，将中国的发展成就归于其中单一因素的结论，是得不到充分验证的。例如，在1949年前，中国就属于后发国家、人口大国，有大量低廉劳动力，但并没有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而是长期陷于落后。再就比较优势而言，后发国家资本稀缺和科技落后，难以摆脱处于产业链低端和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加之强势的先发国家对弱势的后发国家实行不同程度的不平等贸易，实施比较优势战略难以改变弱势地位。从中不难发现，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在战略性先导产业发展、重大尖端科技攻关等方面实现成功突破，而满足于在先发国家控制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高端下发挥比较优势，就会掉入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受资本稀缺和科技落后约束。中国却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有限的资源，尤其是低微的财力和较弱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办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大事。一是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形成能够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的强劲增长极，有效地破解了后发国家资本稀缺下战略性先导产业不能快速发展起来的难题。二是集中力量开展重大尖端科技攻关，有效突破了后发国家科技落后的约束。中国集中力量对重大尖端科技进行攻关，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前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中共十八大以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尖端科技攻关的成功突破，不仅大幅提升了综合国力，更是为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提供了强劲的引擎。三是集中力量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突破后发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对发展的约束。中国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等显著成就，为各市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因降低时间成本、物流成本等增强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为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简言之，以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中国成功地破解后发国家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转变，进而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重要法宝。

　　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由构建到逐步完善的历程

　　中国能够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于1982年10月14日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以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一以贯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经历了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构建，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的构建起于要办成工业化这件大事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以全国一盘棋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起于要办成被视为现代化重要标志、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工业化这件大事。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仍处于农业社会，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准了重点，明确了以工业为战略性先导产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推进国家工业化的瓶颈因素，就是在工业发展初期自身积累能力弱，农业剩余低又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大量资本，更不能像先发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掠夺获取多种资源。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由于资本稀缺，加上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禁运封锁，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只能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集中到办好工业化这件大事上。这正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起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动员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逻辑。这并非是推断，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探索。1950年2月13日，在中央分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指出，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无计划的事。陈云在组织制定国家“一五”计划时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积极推进重工业的发展。现今，钢铁、煤炭、石油、电力被视为传统工业，而工业化发展历程显示，这些都是工业化的基础、标志，如煤炭被喻为工业的粮食、石油被喻为工业的血液。鉴于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启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近40年后的1992年，中共十四大还明确提出兴建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的计划。在中国，即便到了20世纪末，重工业仍然是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短板，如当时不少地方实行错峰生产就是电力短缺的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而发生钢铁、煤炭短缺的情况下，各种资本在市场经济下竞相参与，推高了钢铁、煤炭产能，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钢铁、煤炭产能的原因之一。

　　中国自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起，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较长时间内，之所以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集中力量方式发展重工业，不仅仅因为它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标志，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建设的周期长，且所需资本量大。在工业化初期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如果力量分散，一盘散沙，发展重工业所需大量资本就难以快速聚集，相应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也难以快速成功突破。如此，中国不仅实现不了跨越发展，与先发国家的差距不会缩小，反而还会拉得更大。中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显著提升，资本稀缺问题逐渐缓解，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还可从国内甚至国际上融得所需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钢铁、煤炭等产业无须再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将其交给市场调节顺理成章，并把在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域，转移到新的战略新兴产业发现孵育及其相应的重大尖端科技攻关。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作为曾经弱势的后发展国家，现在工业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还可以从国内外融到所需资本，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而在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方式推进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是脱离当时历史条件的。

　　(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完善

　　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建立不久就表现出来，针对这些弊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过放权的尝试。然而，由于主要使用计划手段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排斥市场手段，结果“一管就死”，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为解决经济活力不足问题而尝试放权，却发生“一放就乱”现象，即便是单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走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这缘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承载保障工业化战略顺利实施的使命。由此，形成了统一于能够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两个层次的计划。第一个层次的计划是，对积累与消费进行计划调节，主要通过比价、财税、工资等政策工具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正因为有这样的资本积累机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年至1978年期间平均高达29.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实行自由市场调节，以实现工业资本快速积累为目标的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就难以顺利实施。换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选择和坚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因为当时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外，还由于要保障以工业资本快速积累为目标的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的顺利实施。以高积累政策保障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时间较长，也导致民生事业发展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第二个层次的计划是，在生产层次对资源进行计划配置，主要通过建设项目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把有限资源配置到能够促进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战略性先导产业等领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保障了50年代初启动的156项重点工程、60年代中期启动的三线建设、70年代初启动的“四三方案”等战略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促进了工业发展的快速推进，进而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比如，邓小平对集中全国多种力量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给予极高评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对于是否使用计划手段、是否发挥政府的作用，不能轻信实际上起着抑制后发国家突破弱势窘境，而把政府限于守夜人的政策主张。美国学者所著《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把欧洲人将资本和国家两种力量联合起来，国家以强大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所塑造的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呈现得淋漓尽致。基于这样的历史，该书作者不同意许多历史学家关于“商人资本主义”或“重商资本主义”时代之称，而是提出了更能反映其野蛮性、暴力性的“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这表明，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把政府仅仅局限于守夜人。即便当下最发达的美国，2019年2月11日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产业而予以相应的政府扶持。2018年在挑起的贸易摩擦中，美国试图使用关税政策打压中国经济发展，乃至对华为、中兴等企业实施多种方式打压，都表明在西方国家政府是否干预市场方面，人们还存在认识盲区。同时，也应当看到，计划也会发生方案不完善或失灵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建立起来，工业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也就有条件逐步改变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进而也有条件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1978年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根据发展了的实际要求，对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进行完善。

　　一是构建和完善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引导资源向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大事集中配置的机制。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中国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及规划所绘发展蓝图，引导资源向办大事集中配置，且能够坚持实施而不被中断，在实施中又能根据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加以完善。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方式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突出国家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导向性，通过科学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国家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实施，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形成动员多方力量集中办大事的合力，把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并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是构建和完善发挥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协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有一点需要澄清，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是延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手段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手段引入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综合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促进资源向要办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集中配置，避免了单一使用计划调节而缺乏活力的缺陷，也避免了任由市场调节而难以迅速办成大事的问题。

　　三是构建和完善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体是单一的公有制企业，这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可行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共同办大事，这不仅增强了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量，还为其注入了活力。

　　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在改革中完善，构建起新的机制，所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新版，既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能够更加开放地与世界经济相融，进而使跨越发展优势更加厚植起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机耦合形成快、活、稳统一的优势跨越发展路径

　　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各种因素有机耦合，形成快、活、稳统一的优势跨越发展路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发展活力

　　习近平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激发要素活力竞相迸发，拓宽了优势跨越发展路径，成为中国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国家计划管理和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而缺乏活力，加之有的计划不完善也造成一些损失。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谈到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时说：“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实施赋权放活改革实践基础上，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论断，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发展，提出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促进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激发多种要素活力竞相迸发。

　　探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让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激活多种要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实行较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实行与之对应的较单一的按劳分配。由于排斥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多种要素没有充分激活，加之由于劳动的复杂性，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实践中存在平均主义现象，对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索取剩余的社会矛盾，又有利于激活多种生产要素。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路径，保障了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中的坚持，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实现路径，激发多种要素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使优势跨越之路更加坚实

　　乱必损，稳中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中国经济不仅年均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幅，发展的持续性、平稳性也较强。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发展坚持稳中求进，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经济下滑现象的发生。与发生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突显平稳。远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萧条、70年代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近有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1997年和2008年外部的两次金融危机都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但中国都加以克服。自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28.1%。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稳步发展，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能够激发经济活力，还能够活而不乱。这缘于以公有制为基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形成了能够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能够在推进改革中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近期的关系，避免服务于资本、服务于利益集团而不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乱象的发生。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底线思维和强化风险意识，中共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保障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经济平稳发展夯实和谐进步的社会基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政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职能，并着力破解仅靠市场机制而不能解决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阶层差距。中共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2013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3%，比同期经济年均增速7.0%高出0.3个百分点，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避免财富占有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和谐进步的社会基础，不仅形成全体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定力，还有利于供需均衡发展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进而使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更为坚固。

　　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是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体系，并根据实践发展，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储备多种政策工具并因势使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着力避免市场失灵，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平衡性，进而以较明确的平稳发展预期增强发展的集聚力。

　　四、余论

　　本文基于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势能，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一以贯之地以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围绕中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发展转变的实现路径展开研究，在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原因上，得出了一些结论。

　　基于国与国之间势能差视角，以及所用的弱势窘境概念，本文突出了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及由此遭受强势的先发国家控制和索取剩余，这不同于“贫困陷阱”概念突出由于贫困而陷入困境。弱势窘境及与之相反的优势跨越，与已有的“贫困陷阱”“弯道超车”相比，前者揭示了问题或现象的实质，后者未呈现中国历史性跨越发展深层次的主导原因。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不是基于现象逻辑推断的突破了“贫困陷阱”，也不是所谓练就了高超的“弯道超车”技术的结果，而是因为探索出突破弱势的后发国家在先发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恶性循环的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转变的实现路径。

　　按照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或者缪尔达尔在所著《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所指出的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而落后的地区更落后的循环累计因果论，中国只能陷于落后，只能是先发国家的跟随者。中国面临更为不利的因素还有：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弱势而自1840年起长期遭受强势的先发国家控制和索取剩余;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这就限定了发展空间而更难摆脱落后和跟随态势。中国成功突破弱势窘境，转变为优势跨越，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办成一件又一件大事。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降低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形成强劲的增长极，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这是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关键。这是不同于仅仅实现单个企业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发展路径。如果中国不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资源配置上一盘散沙，就会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一样，难以突破资本稀缺和科技落后约束，进而不能突破弱势窘境而受制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垄断资本，也就不可能成功实现由弱势窘境向优势跨越的转变。换言之，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中国能够成功突破弱势窘境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而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难以突破弱势窘境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在探索完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程中突破弱势窘境，进而实现向优势跨越转变的。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各种因素有机耦合，形成快、活、稳统一的优势跨越发展路径，即集中力量突破后发国家资本稀缺和科技落后的困境，办成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重大尖端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形成强劲的增长极，实现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允许多种要素参与分配，促进要素活力竞相迸发;通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实施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紧紧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切实做到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机统一。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不同利益主体要办的大事是不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旦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所要办的大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就无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难以真正办成人民群众认可的大事。早在新中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之年———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就向全社会阐释了集中力量快速推进工业化建设的思路，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与全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关于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的建设思路，社论提出：“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而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全国人民和全国一切工作人员，都必须重视资金的来源和资金的正确使用问题。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投资，就必须有重点地使用资金，把资金主要用在对国家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上面，即重工业的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反对百废俱兴，反对要在短期内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观点。”社论还指出：“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需要大大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而采取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工业化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那种高速度。这种速度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国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建设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其目的是在于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巩固国防和保卫和平，因而我国人民在执行建设计划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全国一盘棋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同于封建社会服务于统治者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所有者为获取超额收益进行资本联合集中所办大事，而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能够统筹兼顾全局与局部、远期与近期、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形成把多种资源集中用于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重大尖端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等大事的机制。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够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在办大事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中国以制定和持续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尽管始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初期，却不能因为现今已经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稳居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就认为这一方式过时了。恰恰相反，无论是推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还是实施重大尖端科技攻关，无论是建设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工程还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包括新近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都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能够“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是成就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重要法宝。鉴于此，应当基于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应对发展进程中各种风险挑战，进而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的认识，予以坚持。同时，还应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发，根据发展了的实际要求，对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进行完善。一是要完善科学决策机制。科学决策是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始环节，是大事能办成、能办好的关键所在。科学决策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所要办的是什么样的大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倾听人民呼声、顺应人民意愿、汲取人民智慧，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不能脱离全国一盘棋而仅从局部利益出发。二是要完善有效实施机制。关键是综合运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法律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