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有贵，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内在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明史研究等重大实践命题和理论观点，展开了长时段和多视角的讨论，还拓展了生态文明、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些都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历程的研究。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内在因素 

　　杨胜群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认同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务实、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应不拘一格；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哪种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生产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打破平均主义，让农民富起来；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订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一套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应越来越小，而应越来越丰富。这些认识成果为后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1］陆卫明、曹宏和曹芳认为，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2］董志凯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特定的资源禀赋、历史条件使然。曲折的路径体现了选择中国道路的艰辛与经验。既要避免财富占有差距过大、社会不公造成的动荡，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这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缘由与长远目的。［3］隋福民认为，中国转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实施了正确的政策，而非依靠转型之初落后的初始条件所带来的后发优势。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而只是强调后发优势不是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4］ 陈红娟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看，试错式改革是一种将缺乏中国具体语境或者缺乏制度环境的政府“顶层设计”予以“问题化”处理的有效方法。试错式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政府政策运行的风险成本，规避政治和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种种“陷阱”，而且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信息偏差，在“试验”中探寻“对”与“错”，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生。［5］高梁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很多人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些人把改革开放前30年贬得一钱不值，说中国现在突出的增长跟政府干预没关系，跟国有企业更没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人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如何如何差。实际上，1950 ~ 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为11.2%，仅次于日本，远高于美国、苏联、联邦德国、英国等，说明中国工业并非乏善可陈，而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基础，那么，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会缺乏积累。那样就只能依靠外资，而依靠外资就会被外资控制，就是今天拉美一些国家的现状。［6］ 张红宇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基础来自农村改革，来自于成功的农地制度变迁。农地制度变迁不仅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且大大激活了农村组织、资金等要素的市场化流转机制。事实上，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向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经济格局转变，农地制度变迁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7］刘树成提出，为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展，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要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中的“两大差距”所带来的“两大空间”：一是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二是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8］汪海波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提出的现阶段改革纲领，即“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根本上来说是立足于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改革以来也为实行这个纲领创造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经验基础。这个纲领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反映了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是一个科学的纲领。［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其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路径、在1949年后经历复杂艰辛的探索和制度变迁、属于发展中国家、属于存在诸多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等内在因素，决定了“搭便车”式的简单复制国外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破解本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难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和理论逻辑，如何基于本国内因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更加宽广，是一个容不得歇脚的命题。 

　　二、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一个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10］然而，一时间，社会上却出现片面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声音，而忽视甚至是有意回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匈牙利学者雅诺什·科尔奈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政府和市场就像婚姻，而且是不可能离婚的婚姻，必须要一直过下去。不过，婚姻既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在幸福的婚姻里，夫妻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谁也不是完美的，两个人相互倾听，相互补台。市场和政府的婚姻要想幸福，就要让政府去纠正市场失灵。纠正市场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就是很重要的例子。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纠正市场的不完美。［11］董志凯认为，改革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决定于历史变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建立使中国克服资本制约建立起工业体系。［12］ 武力指出，总结新中国成立65年来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35 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不难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就，还是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紧密相连，而这个关系并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发展水平而变动的。就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经济职能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调节均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需。新中国成立65年来，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仅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到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后者显然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3］袁恩桢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化的语言，讲的是价值、价格、竞争等市场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尽管是一个比较理论化的词语，但由于还有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置词，从而使“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市场也有它内在的弊端与消极影响，比如生产的无序即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盲目性，这一点即使是信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都难以避免，1997年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明证。在开放的环境中，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当前钢铁、多晶硅等领域生产能力的过剩，都是国内外市场无序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与合理性。1997 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东亚还只是一个应对自如、受影响甚微的国家；而在2008 年的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同样称得上是一个应对及时，并较快摆脱影响的国家，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宏观调控的担当与有效性。［14］庞玉萍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经历了初期的不平衡到近几年的平衡发展。政府的规划战略和市场机制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规划是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起催化作用。［15］宗寒认为，中国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解决了从全局出发配置资源这一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但调控和干预能力极其有限，并且只是在维护资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干预和调节围绕着为资本服务转，既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性质，也不能摆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16］ 

　　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失灵之处，这已被实践反复验证，笃信政府或市场，至少是对客观存在的史实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国际上所处先发或后发的位势、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等有所不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就应当因时因事而异，而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将因偏废而付出沉重代价，如欠发达国家不发挥政府作用将成一盘散沙，在所谓的“贫困陷阱”中难以自拔，任凭资本“游戏”市场，而金融危机将泛滥，得不到破解。换言之，因时因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重大命题，对其研究不能禁锢，而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接续深化。 

　　三、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人对这一重大实践探索加以怀疑，有人淡化其社会主义性质，还有人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 

　　周新城指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目的、两种方向、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说，改革始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最好的时代”，是指发展了私有经济，搞了市场经济。说“最坏的时代”，是指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国家还在进行调控，于是拟定出一个改革方案——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按照这个改革方案，我们势必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17］王文认为，1989年后的“中国政治崩溃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崩溃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社会崩溃论”都失准。20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民主化浪潮席卷了东欧、西亚、北非，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成功，甚至造成了部分国家长期经济低迷、政局动荡、社会失序。“阿拉伯之春”即是转型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在抵御遏制西方意识形态的进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实现了国家崛起。［18］鄢一龙认为，中国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公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能融合的神话，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不但没有摧毁公有经济，反而做大、做强了公有经济，从而打破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预言（指1991年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做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的预言）。［19］郑有贵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旨在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而完全否定改革前的计划经济。［20］聂志红认为，改革不是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财富承接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和超越。不能抛开具体历史环境简单地评论市场和计划的优劣，对计划经济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计划经济是未来新体制的自然母体，构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起点。长期发展目标、现实经济基础、民众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最大限度地保有计划经济所创造的财富的需要，都不同程度地规定着中国走渐进式道路。最根本的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构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2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不仅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实践及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肯定。相反，认为中国已经进行的改革其实质是私有化、自由的市场化的判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缘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融的理论思维判断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不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事实，也是不顾经过30多年的改革公有制企业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而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事实。对这一改革历史的认识，其意义非同小可，是关系能否增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理论自觉的问题，理应进行更加深化的实证分析，而不能唯西方理论是从。 

　　四、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就是推进所有制改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论，则缘于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非此即彼的理论逻辑。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之间是否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政策上面加以明确的问题。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的背景 

　　常修泽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出来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整个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产权结构表现为“三性”：一是“单一性”，即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被视为与公有制经济格格不入的“异己力量”；二是“封闭性”，即把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结构看成是一种封闭系统，排斥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渗透，更谈不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融合；三是“凝滞性”，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结果导致产权流动和交易的僵滞。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经济体制的要求：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其中孕育着新的公有制组织形态。［22］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之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区别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不同，因而要在“竞争性业务”改革上加以正确把握。针对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要放开“竞争性业务”解读为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孙宗伟指出90年代提出抓大放小、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重组和结构调整方针，是出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目的，改变国有企业战线太长、摊子太大、效益不高的状况而提出的，而有人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机，再次鼓吹“退出论”，已完全不合时宜。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早已成为和私营经济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23］张卓元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提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有什么区别”时指出：1993年、2003年中央关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件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是推进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比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又进了一步，因为公司制可以是国有独资的。但上述这些都不是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吸引国有以外的非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因此，这次提出要让不同所有制的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起来，以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4］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效 

　　有学者认为，“在36年改革中，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形成了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日趋多样化，成功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统计表明，2010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工商登记企业注册资本的40%以上；2012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3%。从1999年到2012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全国税收的贡献率逐年提高，1999年占11.68%，2012年为47.03%。［25］ 

　　（四）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家控制领域的变化 

　　有学者指出：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提的需要国家控制的四大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投资的五个重点，比1999年提出的四大领域前进了一步。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五个重点以外，还需注意一点，《决定》专门提到了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投向重点包括前瞻性战略性产业，这部分很多都是竞争性的行业，说明国有资本不能完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然而此次明确提出了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这是它相比1999年提出的四大领域有所前进的地方。［24］ 

　　（五）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改革国有企业 

　　宋方敏认为，我们不能把国企改革简单等同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做“为混合而混合”的傻事，而应当从宏观调控导向、所有权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诸层次，直面影响国企发展的实质性矛盾因素，下决心理顺关系，完善法规政策、制度机制安排，系统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在国企实行混合制改革中，优先鼓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资本融合，发展公有制股份混合经济。［26］ 高梁认为，某些人提出的所谓“改革攻坚战”就是要分拆垄断型国有企业，先股份化再私有化，把国家的命脉交给私人和外资，使中国经济彻底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两条道路、两个方向、两种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对外资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涉及非垄断型、非军工型的竞争性大企业。这些企业是未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脊梁，如果私有化，被外国人分掉，或者被自己人搞垮，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屏障，是中国国力的支柱，是将来产业升级的核心。这个要是垮掉，中国就是一摊泥，就像一个人腰断了，站不起来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说，这是一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卫战。［6］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突破了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非此即彼的理论约束，在理论与政策层面确立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大问题。尽管如此，如何通过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和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你消我涨，仍然有很多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破解。 

　　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历史基础与经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10］（p.525）董志凯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与中国的应对历史后，从中得出了历史启示：封锁禁运是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霸权主义行径，是不可能持久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必将事与愿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地区）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是打破歧视、封锁的基本手段；后发展国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统一领导、一致对外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方针，是维护国家全局利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反抗封锁禁运斗争的需要；有鉴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尚能抵御封锁禁运、取得对外贸易和国内恢复建设的惊人成就，那么在1978年年底以前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出现“仅仅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从事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则完全不是必然的，而是错误的结果。［27］钟瑛认为，邓小平在不断的实践中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主张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发展过程及实践证明，独立自主必须同对外开放相结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在对外开放中增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使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28］刘建武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一位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和实践家。邓小平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实践中焕发出勃勃生机。通过“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了在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9］王德蓉认为，正如中国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循序渐进的一样，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不是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放任自流、无序进行的。实际上，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掌握其中的主动权问题。［30］钟瑛认为，“负面清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法律上对外商投资最大限度的准入和保障。“负面清单”是对外商投资“自由度”最大的松绑。这是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的第一个试点。这决定了过去各地各类“保税区”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根本区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之前成立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特区相比较，在贸易、金融、投资和税收政策上享有一些特殊政策，最大特色在于金融创新空间更大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31］郑海麟通过当前美日两国的东南亚政策与中国明朝对外关系的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认为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中国需要建立起一套对南海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历史经验的告诫。［32］ 

　　无论基于历史经验教训，还是面对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中国更加开放地融入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国更好地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并与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之相对应的产业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等风险也随之而来，对此也应当从战略上加以防范。因此，积极推进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基于风险防范的发展目标，既是积极稳妥的、可行的战略之举，也可从中探索破解诸多实践和理论难题。 

　　六、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的拓展 

　　为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和协同创新，2014年8月17日，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史分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世界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了“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会者针对国内两个学界分工研究有余、合作研究不足的状况，探讨了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相互影响。与会者认为，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指导思想。科技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原材料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投资费用大大节约等效果，是生产力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最活跃的因素。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必须着力从市场需求、创新资源配置、产业分布、政策衔接和科技评价等方面加以完善。［33］ 

　　七、关于生态文明史研究的推进 

　　中共十八大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10］（p.513）由此，将生态文明纳入经济内生变量范畴的研究日益展开。在2014年3月7日召开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上，赵凌云认为，总体上看，包括经济史学科在内的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无论是其理论假设、理论起点，还是范畴体系、研究方法，都存在忽视生态文明的问题。经济史学科忽视生态文明的表现主要有：从研究成果上看，目前可以读到一些环境史、生态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但生态经济史、环境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并不多；从研究视野上看，现有经济史研究成果鲜有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角度进行详细论述的，仅有彭慕兰的《大分流》，由赵德馨教授主编，苏少之、赵凌云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上下册等。但是，即使在这些成果中，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内容也很零散；从学科功能上看，经济史学界很少有人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互动的历史模式和经验教训。近30多年来，中国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发达国家的老路，陷入严重环境污染的覆辙。当前，中国面临着历史骤变，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开始进入生态危机时代。此时，需要借鉴已有经验，加快修复、治理和转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但更需要新的哲思，需要对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绿色化改造，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绿色化进程中，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赵凌云：《经济史学科要肩负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担当》，2014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与前沿问题研讨会论文。）赵凌云提出经济史学科要肩负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担当，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深入讨论。这一年，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了梳理，［34］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实践与理论进行了探讨［35］。 

　　以上初步梳理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史学界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热点问题的研讨成果，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相关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提供有益借鉴。 

　　［ 参 引 文 献 ］ 

　　［1］杨胜群：《全面建设时期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成果》，《党的文献》2014年第5期。 

　　［2］陆卫明、曹宏、曹芳：《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3］董志凯：《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路径与缘由》，《福建日报》2014年11月6日。 

　　［4］王春燕：《中俄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小型座谈会举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 

　　［5］陈红娟：《降低风险与道路内生——试错式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6］玛雅：《挺起中国工业的脊梁——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05/c_126462389.htm，2014年10月16日。 

　　［7］张红宇：《新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文摘要第13~14页。 

　　［8］刘树成：《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轨迹：繁荣与稳定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2页。 

　　［9］汪海波：《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再探索》，《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2期。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500页。　

　　［11］吴敬琏、科尔奈、许成钢：《中国市场经济之路通向何方》，《财经界》2014年第1期。 

　　［12］张星星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72页。 

　　［13］魏静茹：《新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和未来——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理论视野》2014年第4期。 

　　［14］袁恩桢：《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演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15］庞玉萍：《政府规划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发展研究》2014年第1期。 

　　［16］宗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创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17］周新城：《邓小平关于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8］王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红旗文稿》2014年第16期。 

　　［19］鄢一龙：《驾驭资本力量，做大做强社会主义——论新一轮的国有经济改革》，《红旗文稿》2014年第15期。 

　　［20］郑有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道路的要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1］聂志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三重逻辑》，《理论月刊》2014年第7期。 

　　［22］常修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光明日报》2014年7月2日。 

　　［23］孙宗伟：《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深化国企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华魂》2014年第11期。 

　　［24］定军、林怡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混合所有制不是瓜分国企盛宴》，《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7月11日。 

　　［25］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求是》2014年第8期。 

　　［26］宋方敏：《深化国企改革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 

　　［27］董志凯：《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282页。 

　　［28］钟瑛：《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 

　　［29］刘建武：《邓小平对利用资本主义途径方式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7期。 

　　［30］王德蓉：《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掌握战略主动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思路和经验》，《党的文献》 2014年第6期。 

　　［31］钟瑛：《对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的五点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6月23日。 

　　［32］郑海麟：《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33］王春燕：《“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 

　　［34］段娟：《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4期；潘鈜：《周恩来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党史博采（理论）》2014年第10期；刘海霞、王宗礼：《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探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5］胡建：《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6期；吴晓军、张发：《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及其历史性贡献》，《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2期；郭展新、鞠见闻：《我国发展战略视野下生态保护政策的历史考察》，《西北人文科学评论》2014年；张连辉：《中国污水灌溉与污染防治的早期探索（1949~197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黄珊、周立华、陈勇、路慧玲：《近60年来政策因素对民勤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7期；邓水平：《1991~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时空动态及其驱动因子分析》，《湖南有色金属》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