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武国友，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100080。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跃进”运动的产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国际背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运动是50年代中后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和平竞赛大潮直接影响下的产物。 

　　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股和平竞赛大潮，这股大潮不同程度地波及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不例外。 

　　（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和平竞赛大潮的起因 

　　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快速发展心理；二是苏联领导人的“赶超”思想对社会主义各国所起的引导效应；三是社会主义各国完成“一五”计划的良好效果，助长了人们的盲目乐观情绪。在这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和平竞赛大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获得民族独立后，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迅速地实现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以摆脱贫穷、落后局面，是每一个新独立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然而，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十分低下，管理人才十分缺乏，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却很高，这严重制约着新独立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的步伐。因而，急切追赶和快速发展便成了这些国家的强烈愿望，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源自列宁，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由于许多历史的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1］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赶超”思想，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斯大林在1931年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2］1956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3］。苏联领导人“赶超”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促成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的出现。 

　　此时，社会主义各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先后完成或超额完成：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的工业总产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7年的2.7倍。据估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水平大致在1970年时就可以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955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业总产量增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8年的10.5倍。［4］罗马尼亚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执行，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1955年，它的总产量已经增长为1938年的2.9倍。石油从1938年的660万吨增加到1050万吨，钢从28.4万吨增加到78.5万吨，电力从11亿度增加到43亿度，煤从280万吨增加到630万吨。棉织品和毛织品分别增长为1938年的2倍和3倍左右。［5］波兰最大的成就是在工业方面。煤产量在1937年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居民可分得1054公斤，而在1956年每人可分得3420公斤。钢产量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43公斤，而1956年为180公斤。发电量在1937年每人分得106千瓦时，而在1956年为700千瓦时。水泥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38公斤，而在1956年为145公斤。［6］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如“蒙古人民胜利地度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五年（1953~1957年），现正迎接着新的三年计划第一年的建设任务”。［7］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工业和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1955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几乎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5％，而在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在同一时期只不过增加了31％，每年增长速度还不到6％，甚至在最好的1951年和1955年也没有超过10％。［8］ 

　　（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平竞赛的蓬勃开展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五年计划的先后完成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获得重大发展，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呼声越来越高。1955年12月，在莱比锡举行的民主德国第四届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席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苏联和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与会各国代表团都表示赞同。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就提出了中国七个著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与苏联、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的七个著名的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竞赛。中国代表团提出参加竞赛的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山西省平顺县“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和苏联乌克兰列宁勋章获得者“斯大林”集体农庄、哈萨克斯坦“东方之光”集体农庄竞赛；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蛟河县“幸福之路”农业生产合作社、沈阳市“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和民主德国的“恩格斯”合作社、“台尔曼”合作社、“别尔格朗特”合作社竞赛；山东省莒县“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波兰阿波列省“维兰莫瓦”合作社竞赛；北京市“红星”集体农庄和保加利亚的“东方红”合作社竞赛。中国代表团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苏联、民主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这个竞赛的主要目的是及时交流国际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以便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并增进国家之间的友谊。［9］ 

　　（三）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大潮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广泛兴起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展开，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潮很快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普遍兴起。1956年和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出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第一，1957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获得了显著成就。在采煤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和有色金属采矿业、电力生产、机器制造业等方面都有较快发展。［10］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在1930~1955年期间，几个主要国家的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苏联为12.3％、美国为3.3％、英国为2.4％、法国为0.9％。如果去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只拿战前11年和战后9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来比较，情况就更明显了。这20年中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是：苏联为18％、美国为2.8％、英国为3.5％、法国为2.5％。这就是说，苏联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为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速度的5~7倍或7倍以上。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55年几乎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2倍，与1913年水平相比提高到8倍。40年来，苏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每年平均超过美国约1.5倍、超过英国2.6倍，超过法国5倍。［4］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壮大。1956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品总产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4倍以上，而资本主义各国在同期仅增加了90％。在短短的40年间，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水平上仅次于美国而居于世界第二位。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电力生产总量已经增加到2630亿度，煤增加到6.89亿吨，钢增加到6300万吨，石油增加到8500万吨，水泥增加到4400万吨。［4］ 

　　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开展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明显的建设成就，以超英赶美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大潮首先从苏联兴起。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1957年，赫鲁晓夫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的报告中指出，“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苏联有以下的五个有利的条件，使苏联人民深信苏联能够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五个条件是：（1）苏联现在拥有技术上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2）苏联拥有业务水平很高而人数远超过美国的干部。（3）由于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在生产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因而可以用最少的人力和资金获得最大的成果。（4）苏联拥有无穷无尽的天然资源，能够无限地发展经济。（5）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合作和互相帮助以及它们经济发展计划的配合，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最迅速地向前发展。”［11］ 

　　到1958年上半年，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努力，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大快于资本主义国家。以1958年上半年同1957年上半年相比，社会主义各国生铁增加9％、钢增加10％、煤增加11％、石油增加15％，各个方面都在增长；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均有缩减，如生铁减产19.6％、钢减产19.5％、煤减产9.1％、石油减产1.8％。［12］尽管已经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并不否认，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暂时领先。正因为如此，苏联提出了要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1957年，苏联首先提出在牛奶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的计划，其设想是：1956年苏联牛奶总产量4920万吨，比1950年增加1390万吨；而美国在1956年牛奶总产量是5770万吨，只比1950年增加450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苏联在此期间牛奶产量增加了26％，而美国却下降了2％。1957年上半年，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牛奶产量比1956年同期增加了26％，比1953年上半年增加了1.5倍。按照这种增长速度，预料1957年苏联牛奶的总产量将超过美国。而且，当时苏联已经有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牛奶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大大超过了美国。因此，苏联的牛奶生产不仅有可能在1958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美国，而且还可能超过美国。［13］ 

　　正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蓬勃发展之时，1958年11月，苏联提出了更迅速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1959年宏伟的经济“跃进”计划，朝鲜提出将于1959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日本，民主德国也提出要“奋战一千二百天在按人口计算的消费水平方面超过西德”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信心百倍地奔向竞赛目标，争取胜利。［12］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平竞赛大潮的发展，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也随之发动。 

　　二、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战略。而此时正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明显成就，进一步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并不断加快“赶超”步伐的时期。 

　　1955年年底，鉴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共中央估计可能出现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认为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14］1957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可以说，这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已经开始了“赶超”的构想。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宣称：“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加速为共产主义创立强大的物质和生产基础”。这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并被称作“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一步行动的纲领”。［16］在各国代表团的一片赞誉声中，中国代表团也认为苏共这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在全世界面前展开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远景”，“苏联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榜样”。［17］中国共产党快速发展经济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共鸣”，并受到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经验和奋斗不懈的精神，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大踏步前进”。［18］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在工业生产上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苏共急于过渡的思想对于中共快速发展的心理起了鼓动作用，并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19］的筹码。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苏共二十大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作为保证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范例加以肯定。［20］1958年5月，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任务［21］。后来中共一度把这一时间表提前到“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22］程度。这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超愿望在世界和平竞赛大潮和苏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势下越来越强烈。于是，以“超英赶美”为主要目标的“大跃进”运动随之发动起来。 

　　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因为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发展纲要》）。据薄一波回忆，八届三中全会的修改，主要是在序言中增写了农业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我国的正确选择等，但是，最关键的粮食单产指标没有修改。毛泽东“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23］《农业发展纲要》发表后，195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组织全民讨论，要求“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24］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25］ 

　　伴随着高指标计划的产生，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这个运动“应该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26］这实际上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各地相继部署落实。10月，全国每天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人数就达到两三千万人，11月上升为六七千万人，12月超过了8000万人，1958年1月发展到1亿人左右。［27］农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被实际发动起来了。 

　　工业“大跃进”的发动，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据薄一波回忆，他在1956年初组织34个部委汇报时就察觉到毛泽东希望加快中国钢铁工业发展，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5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12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23］（pp.691~692）1958年3月，冶金工业部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的报告中提出，中国钢铁工业“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23］（p.693）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5月18日，毛泽东采纳了李富春的意见，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23］（pp.695~696）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中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以外，［23］（pp.706~707）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还规定：1959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经过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的苦战，再加上此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到1962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会议还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28］为了实现以钢产量为主要内容的“赶超”目标，继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分别于9月1日和5日发表了《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和《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两篇社论，指出，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保证1070万吨钢，必须具有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全局观点。［29］于是，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便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为配合工农业生产，在文教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也都刮起了“跃进”风潮。 

　　三、中国“大跃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大跃进”运动是在国际局势出现缓和的特定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再加上国内一些因素作用的直接结果。面对国内外压力，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的和平竞赛大潮，面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跃进”运动产生的历史因素就凸显出来，因此，研究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既不能不顾客观实际过多地苛求前人，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讲速度不讲效益，从而使这场运动离设想的目标越来越远，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第一，中国的事情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办，既不能跟风，也不能过多地受别国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大跃进”是赶超时代的必然链条。胡绳则指出，毛泽东想利用“大跃进”来冲破计划经济，只是方法不对，不能归到苏联模式上。［30］不过，“大跃进”运动发动时，恰逢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跃进”，都在开足马力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这的确有一种互相感染的力量。竞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提高增长速度。其中，阿尔巴尼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原订195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7%，但1958年又修订为增长18%；民主德国1958年基本建设规模计划比1957年扩大41%；朝鲜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到1961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56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以增长21.5%的高速度向前发展，朝鲜1958年的机械工业产值计划要比1957年增长23.5%，但是把计划交给工人讨论后，又把产值追加了7.6%；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计划也已经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该计划表明三年后蒙古工业生产总值将增长52%。［31］社会主义各国都以豪迈的激情，不断调高的发展速度，掀起“比干劲、比先进”的和平竞赛大潮。这股大潮裹挟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这既是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值得反思的一大教训。 

　　第二，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过于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以为搞经济和搞政治一样，可以通过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于是，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跃进”运动中出现浮夸风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重全面发展，不能打破综合平衡。强调某一种或几种产品产量的快速发展，必然涉及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综合平衡问题。在计划经济下，综合平衡一般都是建立在“短线平衡”的基础上，即平衡不是以“长线”（供大于求的）产品或产业来平衡，而是以“短线”（短缺的）产品或产业来平衡。对这种计划平衡方法，毛泽东曾提出不同看法。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从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32］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20］（pp.215~21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实现每一项任务，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人们对于平衡问题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长，让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长，让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弃后一种工作方法”。这“两种工作方法，表现在计划工作方面，就是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33］后来，财政部对财政工作即实行了所谓的“积极平衡”的方法。也就是先定第一个计划，组织第一个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潜力，突破第一个计划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制第二个计划，组织第二个平衡。这种以不可预期的平衡来代替可以预期的平衡计划，实际上将本来应由中央控制的综合平衡下放给并寄托于基层和人民群众，而这种职能是地方、基层和人民群众不可能承担的。因此，这种所谓“积极平衡”的方法实际上破坏了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1962年3月，陈云在总结其中的教训时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34］ 

　　第四，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地掀起，与盲目飙高指标和急于求成的方法不无关系。这其中，《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的“期成性”计划方法等从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关于“期成性”计划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写道：“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28］（p.42）由于中央搞了两本账，地方也搞自己的两本账，各级政府的第二本账因含有期成性，所以都带有飙高的特点。这样，“大跃进”的各种高指标，就通过编制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起来。 

　　从“大跃进”运动的结果看，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高指标没能达成。钢铁产量虽然较“跃进”前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在钢铁生产中不计成本、不顾质量，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1958年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党和政府用了大半年时间力图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这次纠“左”是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庐山会议后期又由纠“左”转为反右，致使“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未能纠正。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 参 引 文 献 ］ 

　　［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0页。 

　　［3］《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05~706页。 

　　［4］章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5］《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9日。 

　　［6］《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波兰十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　生产力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日报》1957年7月22日。 

　　［7］逢烨：《蒙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 

　　［8］《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中　社会主义国家将在最短历史时期内获胜》，《人民日报》1956年9月5日。 

　　［9］《中、苏、德、波、保农业社　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人民日报》1956年7月7日。 

　　［10］《东欧兄弟国家重工业成就显著　捷波匈煤产量大大超过法日意三国总和》，《人民日报》1958年1月28日。 

　　［11］思慕：《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 

　　［12］《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必胜》，《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 

　　［13］《苏联出现赶上美国的竞赛高潮　牛奶产量按人口计算明年可能超过美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9日。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16］《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莫斯科：《真理报》1956年2月27日。 

　　［17］《2月1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2月16日。 

　　［18］《2月12日在莫斯科电视播送台　朱德副主席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75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21］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版，第278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680页。 

　　［2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25］《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页。 

　　［27］《苦战四月全国水利计划超额完成　原计划增加灌溉面积九千多万亩现已增加到一亿六千多万亩》，《人民日报》1958年2月23日。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431页。 

　　［29］《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人民日报》1958年9月5日。 

　　［30］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1］冀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跃进》，《世界知识》1958年第9期。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33］《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3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