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则是因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不认同“模式”一说。比如秦晖对中国模式下“低人权优势”的批评[36]。再如资中筠，承认处于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但强调不能无视当下市场经济以及“举国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37]。还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模式”的观点给予批评，如许纪霖认为“中国模式热”与中国近十年来的历史主义思潮息息相关，有关“中国模式”的各种叙事，多从拒绝普世价值出发，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当中寻找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个性”，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民族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价值，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极易从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进而“堕入国家主义的历史深渊”[38]。这些观点本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问题和内在缺陷的忧虑。

　　（2）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合宜”的政府

　　“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39]。腐败、贫富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环境压力、能源危机、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都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反思的对象[40]。而其中有一个命题相对而言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这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以及她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首先被人们关注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在于改革以来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41]，但减少政府的干预仍是许多研究者的期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巴德汉（Pranab Bardhan）、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黄亚生等学者都明确地质疑威权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2]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吴敬琏、秦晓、卢现祥等，也不断强调推进市场化改革、从强有力的政府转化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重要意义。秦晓特别提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受到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43]

　　而更多研究者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如燕继荣指出，中国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必须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44]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推进国家与社会间的分权，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45]丁学良则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众不能以公开、合理的方式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决定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之一。[46]萧功秦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47]

　　对国家作用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反，有的西方学者倒是很认同中国模式中国家的独特作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就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48]“政府”在未来的中国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国模式”中备受瞩目的话题。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乃至政治层面，“政府”的职能都需要被合宜的界定。

　　（3）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引起人们反思的不只是“中国模式”，还有“中国模式”研究本身。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大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或因素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反思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要素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煌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方向和价值观是中国模式所必须坚持的，那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不能缺少社会主义的视角。[49]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体制内涵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所以，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与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50]谢忠文、李倩提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其渊源、发生和发展都表现出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维度的却失，或者说，去意识形态化却将导致中国模式产生身份认同危机。[51]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在西方政治语境下提出的、承担着既定政治任务的理论话语，“模式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因此必须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52]

　　为了更加深入地解读“中国模式”，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一方面，不少学者开始运用量化的、模型化的方法对“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因及质量、经济分权模式的具体影响等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得出更为精确的政治经济学解释[53]。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还有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去解读“中国模式”。于是，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了重新建构对中国经验、道路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的尝试，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在西方理念的框架内诠释“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所引发的许多争议，都可以归因于这一讨论中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与取向，而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东西方话语体系和分析范式的不同，很容易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走向政治性和道德意义上的争论，因此，对于“中国模式”这个外来话语，我们必须使之内化到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54]。应当看到，建构自己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世界“有色眼镜”的被动回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所必然思考和面对的文化自觉。　

　　（1）“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不同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描述性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提法本身已经包含着理论升华的诉求，她更为积极地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55]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有些学者是从“中国模式”自身所蕴含的理论资源着手分析的，如乔榛、杨永华等学者针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精华所作的探讨。[56]还有的学者则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欠缺的角度论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必要性，如简新华、时磊、杨德才等学者关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的不足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独特发展轨迹所可能作出的理论贡献的讨论。[57]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国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角度，指出目前理论总结的不足。如常欣欣、毛德儒认为，迄今为止的很多研究仍缺乏理论抽象，缺少基于宏观历史视野和终极价值挖掘的整体性和深刻性，而大都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概括出“中国模式”的若干方面，再作板块式的归纳组合。[58]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学者则是更为直接地针对西方的话语系统提出“中国模式”理论化的重要性。如谢忠文认为，单纯凭藉西方学术话语系统下的市场化、民主化等概念范畴并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模式,所以必须突破西方的分析范式。[59]肖贵清认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60]杨承训提出，我们要探析“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律，剔除膜拜美欧的做法。[61]

　　（2）文化自觉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就提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62]近20年后，“中国学派”再度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如果说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是近代以来无数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那么“中国学派”的创立、形成与完善则是无数中国学人努力的方向。

　　几年前，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农村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主体意识的状况，他进而指出，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强调社会科学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服务；就要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隐然存在的等级关系；就要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做文章。”只有当我们有了主体意识，我们的研究才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63]

　　而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潘维指出，“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击得失去方寸。[64]衣俊卿说，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65]温铁军认为，中国这个社会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的。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66]甘阳提出，任何直接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都是肤浅的。我们应当“用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去研究西方”[67]。

　　甚至学者们开始了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和治学传统的反思。荣剑就提出，“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68]翟玉忠则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输入、移植导致了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与消亡。这本质上是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学派”不等于西方学术的本土化，光引入西学是不行的。[69]

　　人们所反省的并不只“中国模式”本身，还有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包括学术研究领域言必及欧美、行必求接轨的态度。中国实践中的很多核心要素并不是完全得自于西方。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它们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 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70]那么，与实践相一致，我们在理论上也必须进行独立的拷问和探索。

　　抛开结构失衡、环境危机、投资低效、内需不足等等具体问题的争论，“中国模式”未来发展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与方向是研究者探讨的又一个重点。人们热切关注“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中国是否以及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民主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是人们争论的核心。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J.安德斯（Joel Andreas）说，中国并没有开创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作为推行改革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71]在很多西方的研究者看来，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西方模式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该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发展？是否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尽管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中国而言，如何真正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可能构成“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内容。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现行“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如丁学良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点之一是特权参与市场交易，这种市场经济是“小众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格局必然是私人财富的集中，必须转变为“大众的市场经济”才能改变只有一小部分人享有发财致富机会的不公平状态。[72]而王毅指出，这种“权力经济”的膨胀在中国并不乏历史传统。[73]私有经济的不断增多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使一些西方的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持怀疑的态度[74]。有的学者对于中国的批评非常严厉，比如，马丁·哈特-兰茨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改革成果远没有被广大人民共享。[75]在马丁·哈特-兰茨伯格看来，中国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长期积累起来的国家权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所影响，且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掣肘。国家的发展能力已因此而受损。[76]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并不像兰茨伯格的评论那么激烈，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而言是非常消极的，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77]德里克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分配的正义逐渐弱化，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远远地推向一种不明确的未来。而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必须保持和发扬那些在中国发展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不被注意的社会主义因素。[78]中国学者也不乏相关的论述。如杨平提出，应该看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在过去30年的经济运行中，强烈渗透和改造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未来这两种力量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79]王绍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未来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会道路越来越宽广。[80]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模式”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命题。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政治民主化被快速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种呼声在国内外都变得日益强烈。如学者任剑涛提出，中国需要建构新的国家哲学，宪政民主体制必须成为中国政体选择的主要参照，同意或者反对，都到了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81]如果改革是必然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民主”内涵、形式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民主”这一概念一直都被视为褒义的词汇，她在大多数语境中都是进步、文明的象征和代名词。这为西方国家推销自己的民主模式提供了天然的理由。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来一些关于“中国模式”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