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此开始到1956年，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尽管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经济思想也有过一些偏差，在实践中出现过某些失误，目前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早晚也存在不同见解，但和平改造毕竟顺利完成。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我们党依据对国情的经济分析，明确的意见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9月党中央主持制定的第一届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这就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多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新民主主义的“时间是相当地长”。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还不赞成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认为这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刘少奇在建国后还曾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意见。可以看出，当时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作为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过程看待的。只有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后期才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但在实践中，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中央就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这反映在一五计划中。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已有的国际理论是剥夺剥夺者，已有的国际样板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和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强制集体化。其明显的代价是牺牲和破坏生产力。我们党在推进三大改造时吸取了这一教训，延续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为革命同盟军的认识，不走其他国家的强制道路，在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具有两面性。党不是采取没收资本直接消灭的政策，而是进行和平改造和引导的政策，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但此前没有实现过的“赎买”政策。为此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整个民族资产资本的赎买。

　　其次，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生产合作社的改造道路与发展形式。毛泽东当时还提出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应同农业的技术革命(农业机械化)进程相适应的思想。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显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三大改造”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创造，其效果也非常明显。这么大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认同，并没有出现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残酷的事实。这与我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始终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敌人对待有关。党把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团结的对象。

　　在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头脑还是清醒的，毛泽东曾预计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时间，应该说这种意见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的。可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错误，以致这种在过短时间内所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有长期消极影响的问题，也导致了后来发展的困难。特别是三大改造最终是要使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急于搞单一的公有制，存在超越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当然，这些缺点和错误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相比，毕竟还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便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