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评估“大跃进”　

　　三个月后，1959年2月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去上海考察工作并欢度春节。20日，邓小平、李富春去上海文化广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并讲话。

　　邓小平就如何估计1958年取得的成绩问题指出，去年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粮食增产都没有问题。按照公社报告粮食总产9000多亿斤，核实后也有8000多亿斤，比1957年翻一番是可靠的。公布7500亿斤是打了保险系数的。现在副食品供应有些紧张，主要是丰收后多吃了一点，工作抓得也不紧。总之，1958年是全面大跃进，但是冷静下来看，农业还没有翻身，工业也没有翻身。我们要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争取时间搞建设。我国一穷二白、科技落后，要建成工业强国还要奋斗15年、20年，但是七亿人民齐动员力量是了不起的。钢在产量上赶上英、美并不难，但要按人均占有量比，赶上英国要四亿吨，赶上美国要六七亿吨。现在我国有五亿农业人口，而美国有农业人口2000万，耕种土地20亿亩，一个农业人口养活七个半城市人口，粮食还有剩余，相比我们是落后了。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也不能言过其实，成绩再大也没有资格吹牛。今后我们要坚持鼓足干劲和脚踏实地相结合，大搞技术革命。毛主席说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的技术跃进创造了有利形势。气可鼓不可泄，要同1958年一样敢想敢干，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永远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条真理。他强调在工作中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破了旧规矩，破得好，当然也有不该破的也破了。有破就要有立，规章制度是必要的，没有规矩不行。邓小平最后指出要加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政　要分开，党政不分会使党委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利于党委讨论决定大事。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失去了一次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极好机会。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随杨尚昆去上海。一路上，特别在苏南，看到沿线厂房林立，“小土群”、“小洋群”遍地开花，比一年前又有很大发展，给人一种城乡差别已逐渐模糊的感觉，我当时被这种假象迷惑，觉得“大跃进”问题虽多，但确也加快改变着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1960年粮食总产只有287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和1959年的3400亿斤分别下降28.2%和15.5%;棉花总产量2126万担，比1958年的3938万担和1959年的3418万担分别下降46%和37.8%，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不仅仅是购物凭票证。这一年北京市从7月起对居民粮食定量压缩20%;从2月起停止供应零售民用絮棉。原来每人每年发布票15.5尺，1961年每人只发布票3尺。市长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一条毛巾，也要收几寸布票。北京人早点喜欢吃炸油饼，一个油饼要收一两粮票和二钱油票。从每月粮食定量中扣除的半斤糕点票，还买不到一斤的糕点（每斤糕点收六两糕点票）。居民日常生活的副食品，如粉条、淀粉、芝麻酱等都凭证供应。据北京市统计，当时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多达40种。后来还增加了工业券，工业券是同工资挂钩的，工资高的发得多些，工资少的就发得少些。总之，那时可以说身无票证寸步难行。

　　1961年8月，刘少奇、彭真、杨尚昆一行去庐山出席第二次庐山会议。21日晚从汉口乘船，22日晨抵九江，上岸后首先视察了码头周边的农贸市场，只见有不多农妇带着不多的农产品，等候买主，整个市场冷冷清清。彭真亲自询问了几种蔬菜价格，大约是国营商店牌价（有价无货）的10倍。

　　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纠正错误，1962年1月中央召开有县一级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会议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都不断送来本地区自产的各种食品保障大会供应，才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中南海的机关食堂也是想方设法度过困难，比如把面条煮得烂烂的，一碗面条只收一两粮票，很受大家欢迎。机关还动员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捡马粪用以培植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