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宏大叙事，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和追求。60年风风雨雨，荡涤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幽怨与悲伤，也让中国人民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自信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一、1949-1977年：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陆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动乱，建立了强大有效的政府，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保障，然而要真正站起来，还需要发展经济。当时留给新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142斤，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斤[2]。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生产显著落后。钢铁产量只有41万吨，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3]。

由于工业化的滞后，中国近代一直被西方列强欺凌。内忧外患不止，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际地位日益衰落。近代以来的短短100年间，中国共经历了12次较大的战争和革命，其中6次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对外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之战、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6次是国内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及上述战争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水平很低。

纵向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66.1元。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从1840年到1949年，GDP年均增长不到1%。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70%，工业总产值比重占30%，而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4]。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横向看，1820-1950年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世界GDP增加为7.68倍，世界人均GDP增加为3.17倍。美国人均GDP增加到7.61倍，西欧人均GDP增加到3.73倍，日本人均GDP增加到2.88倍。而在中国，人均GDP还下降了，从1820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低到1950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1/3，降到了1/2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制定的总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统一了货币和财政收支，消除了长达13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增大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并理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经过一系列改革和恢复经济的政策措施，很快恢复了被战争所破坏的生产，增加了就业机会，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农村，政府则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农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城市，则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基本政策，对个体和私营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将之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到1952年，中国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绝大部分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自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明显提高。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特别是中国东北工业基地不受威胁，中国政府派出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直到1953年7月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战争整整持续了三年。中国一方面要恢复生产，另一方面还要保障战争的供给。中国人民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估计，战争费用高达100亿美元[6]。不仅如此，冷战格局和朝鲜战争还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给发展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曾经试图改变与西方各大国的关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和朝鲜战争爆发，使得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与此同时，苏联则表示出对中国的友好，不仅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承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与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在外交上遂选择“一边倒”政策，即站到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方。

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使得中国在国际上有了同盟和伙伴，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获得了援助，并有了学习榜样。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曾在30年代取得过巨大成功，为苏联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也是成就显著，大大提高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世界面前赢得了尊严。中国从上到下都渴望着这种快速工业化和国际尊严，希望在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中国人拥有这种梦想由来已久。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大国。在工业化之前，中国的文化、经济曾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根据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森·麦迪森的统计，中国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也就是宋朝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比重是22.7%，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所占比重是世界的四分之一，即便到了1820年，也就是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前夕，中国GDP仍占世界总量的32.9%[7]。中国之所以能具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是于中国的文化、制度、技术等方面上的优势分不开的。中国创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保证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中国的造、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发明和技术，曾经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选择了苏联创造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适应，就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不仅落后的重工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重工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没有发达的重工业，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就要挨打受欺辱，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得到的惨痛教训。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确定为工业化的重中之重。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当时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就必须借助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配置资源。这样才能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需要之处，发挥其最大效能。对于粮食、棉花、钢材、煤炭、水泥、电力等产品来说，当市场调节在短期内不能有效增加供给而需求弹性又很小的条件下，在资金非常匮乏、农产品剩余非常有限，同时供给和消费结构都比较单一的情况下，运用政府力量，通过计划经济来集中工业建设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从1953年开始，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制度变迁上也开始了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中国开展了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些大项目的开工和完成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一穷二白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工程所形成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能力，不仅可以填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空白，增强薄弱环节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能够迅速提升中国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使中国初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

为了在制度上给予工业化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伴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同时开始。

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原材料和粮食，而中国这一切都缺乏。在当时的冷战情势下，除了来自苏联的非常有限的资金援助外，不得不靠国内的积累，而国内积累的大部分任务又落到了落后的农业上。若要迅速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合作化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路径。因此，政府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已经占整个农户的96.3%，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仅用四年的时间就顺利完成[8]。

通过农业合作社，国家将农户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集体所有制；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由过去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转变为集体共同生产经营。由于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产权变动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使部分合作社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因此集体经济没有出现预期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完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使农民失去了自由支配其主要劳动剩余产品的权利。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非常顺利。1953年，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3.9%，1955年上升到26.9%，1956年则达到91.7%。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9]。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1952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1953年之后，则先是对单个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下半年则发展到对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政府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和平赎买的方式，，使私营企业主只拿定息，交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经济基本上不存在了，个体经济微不足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组成。

“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较好的，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适当。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10]。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一五”时期的成就也评价甚高：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一五”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与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11]。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中国鉴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病，为了更快地发展，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使得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过高，脱离了实际。由于原材料和资本短缺严重，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劳动来替代资本。结果土法炼钢不仅没有使钢铁指标顺利完成，还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在农村，高级社也进一步演变为“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失去了合作经济自愿互利的性质，不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而且产生了生产经营上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结果不仅降低了粮食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伴随着自然灾害的来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并引发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实际，使得国民经济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三年里，农业下降了22.8%，过高的积累率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每年降低4.9%，财政赤字也大幅度上升。

1961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阶段，政府通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大农业投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体制方面，则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尽管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仍然被保留，但对生产单位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经过几年的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与1960年相比，1965年农业产值增长42.2%，轻工业产值增长27.5%，重工业产值下降37.2%；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同时积累率降低， 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消费水平提高25.7%[12]。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继续探索，开展了“三线建设”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期间，除1967年和1968年外，工农业总产值均实现正增长；科学技术也取得新的突破，例如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混乱，工农业生产还是受到极大影响，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人力资本损失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中国政府虽然力图纠正10年中的错误，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但一方面尚未开始对低效率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另一方面又开始新的“跃进”，这就使得原来就失衡的产业结构和紧张的经济关系更家突出，经济中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国仍有2.5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之中。

总之，1949-1978年，中国通过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但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体制框架内难以解决。

二、1978-2002年：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会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他有句名言，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把中国经济航船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中国经济航船转向改革开放，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71年，中国通过努力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借助于“小球转动大球”，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中法关系迈入新阶段。这一切，为中国改革开放创立了不同于封锁时代的国际环境。同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让中国重新审视自己。1978年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频繁的出访，也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13]邓小平的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篇章。

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在城市，是逐步扩大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则是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方给农民家庭，即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改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4]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这一制度变迁基本完成。

1982-1986年，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变革，一共出台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这5个“一号文件”折射了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回归权利给农民的过程：1982年，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农民获得了自主择业权；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农民获得了借助市场自由处置农产品的权利；1985年，取消了统购统销，农民的自主权进一步加大；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农民有了更健全的平等发展权。

制度变迁使中国农业经济绩效发生了很大转变。1978-1985年，粮食总产量从30477万吨增加到37911万吨，增长了24.4%，棉花产量从216.7万吨增加到414.7万吨，增长了91.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97.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68.9%[15]。

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村市场扩大了，农民不仅普遍盖了新房，还使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进入了农户家庭；另一方面，由于剩余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为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城市企业改革提供了示范，而且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国营企业和农户自主权扩大的同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得以发挥。1980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人们常说的“分灶吃饭”。这一变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权。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政府鼓励和扶持多种方式出口创汇，主动引进先进技术，并且多种形式地利用外资，迅速扩大资本的引进规模。中国转变了长期形成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思想观念，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本，并从间接利用为主转向直接利用为主。对外开放的最明显标志是经济特区的创办。1980年，中国在沿海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广东省有三个，福建省有一个）设置经济特区。特区的“特殊”体现在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两个方面。经济特区不仅由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特区的经济政策也很宽松，并享有较多的优惠，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特区不仅起到了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的作用，还成为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场和排头兵。

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是看准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当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都深感制造成本的提高有损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需要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来降低产品成本。一个合理的选择是到那些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都比较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建厂。中国大陆开放与香港、澳门毗邻的深圳和珠海，就是有意吸引香港和澳门的企业家来内地投资建厂。汕头和厦门都是著名的侨乡，也有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的便利。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自然也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这四个经济特区都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希望，尤其是深圳，在80年代曾经以“三天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向人们证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证明了对外开放和市场取向改革的必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圳就由一个小渔村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经济特区不仅是城市改革的先锋，也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

农村改革的成功鼓舞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时，也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就此展开。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明确的，而且有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衡量改革的标准也不再是生产关系如何，而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中共中央的经济方针政策中，明确指出中国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私营经济也不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消灭的对象，而是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思想指导下，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成为计划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对象。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且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随着政府计划管理的退缩和市场机制的进入，价格也呈现出三种形式：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自由价格，这种价格状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双轨制”时期。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高积累）拉动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率的是政府，投资的掌管者也是政府，由政府根据需要进行投资布局等。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弊端也很多。与市场调节存在“失灵”一样，政府调节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1984年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时，就适当下放了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增加投资渠道，使资本来源多样化，在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金融作为经济运行中的血液，改革也势在必行。银行不能只是政府的会计和出纳，企业也不能只是政府的车间。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要让这种生产要素发挥其最大的边际收益，就应该建立金融市场，让资本流动起来，从而让银行、企业成为金融市场上的理性供需者。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1983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也相继独立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商业性经营，而只是主管国家的宏观金融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崛起，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

流通体制也与过去有较大变化。过去，政府替代市场。现在逐步让市场供求关系重新发挥作用，逐步让商业企业成为市场上的理性主体。统配物资的品种，控制价格的品种都逐渐缩小，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

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1984年4月，中央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1985年，把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开辟为沿海开放区。1988年，又决定把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作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同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市场主体逐渐发展起来，各种市场逐步发育起来。国有企业和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探索中不断改善。乡镇企业出乎意料地崛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需求旺盛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三资”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断加快，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效果不断改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这一系列的改革，也让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的GDP从1984年的7208.1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504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53.4%[16]。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二三产业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84年的535.5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7.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从1984年的28.7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0.5%上升到1988年的0.8%[1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驾驭经济航船的思想更加成熟。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既让中国人民有了奋斗目标，也让中国经济前行得更稳。

改革也会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相对失衡、腐败等。1988年“价格闯关”就曾经让人民心存恐惧，担心物价高涨。价格闯关的目的是好的，意图迅速解决价格扭曲对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阻碍，但由于没有把握好节奏，引发了抢购风和通货膨胀。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一度使得经济秩序混乱。本来，人们心里就有计划经济年代的思想烙印。当遇到1988年的经济混乱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便会凸显出来。这些教训和问题一方面让中国党和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中央亟待解决的任务。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样，从1992年初开始，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和投资等一系列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同时，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健全宏观调控体制。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下，金融、劳动力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不断发展和规范。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正式开始运行。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迅猛发展。到2001年，深沪上市公司数已经达到1154家，比1992年的53家增长了21倍，市价总值也从1992年的1048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43522亿元[18]。中国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也在不断规范中发展壮大。1994年，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继续进行，剥离其政策性职能，使之乡商业性银行转变。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同时，许多新生的综合性或专业性、全国性或地方性银行，以及海外银行也不断出现和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的银行体系。比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在外汇市场上，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即形成全国统一的浮动汇率。1996年，实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过去称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或就业市场，在改革开放后有一定发展，但规模很小。随着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一部分富余人员进入市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崛起，也使劳动力市场发展空间更大。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扩大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国户籍制度也在松动和演变。

1991年，土地市场开始建立。1992年，由于受到“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的影响，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空前活跃。1997年，为了规范土地市场，开始修订《土地管理法》。1998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实行。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实施， 使中国房地产业走上有法可依的轨道。1995 年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开发的重点逐渐从“开发区热”转向服务城镇居民的普通住宅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要发展，离不开进一步融入世界。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到1997年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标志着供给约束型的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发展的焦点已经不是过去的供给不足，而是买方市场下的需求不足。为此，政府就需要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方向，于是以扩大内需为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方向：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经济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措施。例如：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1998年下半年，福利分房时代彻底结束。居民购买商品房的比例越来越高。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健全。为了化解金融风险，1999年中央政府组建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购买和托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航船吹来一阵逆风，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中国经济航船没有受到这阵风的太大影响，依然稳健前行。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了困境，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同时，非国有企业也获得了显著发展。经济结构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进入小康社会。

由于沿海地区所具有的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内地要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这是一个大局；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要反过来支持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当1997年我国提前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任务和形成买方市场后，缩小沿海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差距的问题遂提上日程，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性手段。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和具体办法。随后中部地区的各省也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到中国母亲的怀抱，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2002年，中国的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都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房地产市场成为拉动投资的一个重要市场，对GDP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同时，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

2001年中国申奥的成功，启动了2002年的投资与消费增长。申奥成功增强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这种信心促进了投资与消费增长。申奥成功也对投资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2002年北京奥运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展开，扩大了投资。这些投资拉动了中国GDP增长。

2002年，中国也得到了加入“WTO”的收益。境外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向中国。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贸出口也有显著增长，出口对GDP的拉动效应明显。加入“WTO”的好处还不仅仅是拉动了当年经济增长，而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促进。为了和世界对接，中国进行了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伴随着改革脚步共同前行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200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大。会议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方略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受资源、环境和人口的约束，继续沿袭原来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显然不行了。

三、2003-2009：中国为什么要提出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继续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领跑，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否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不仅人均资源严重匮乏，而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资源和人口分布也不均衡，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总体上获得了飞速发展，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左。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如何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改革，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进一步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也需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深刻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

2003年是一个充满意外的年份，“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它的不期而至使一些行业几乎处于冰冻状态，经济增长骤然减速。然而，意外并没有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年，中国经济克服了非典、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旱涝灾害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影响，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同时，以“非典”为契机，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

2003年，中国开始在农村试点税费改革。这是中国在过去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上一次重大调整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3年，中国政府继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把目光聚焦到东北，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使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均衡和协调发展。

2003年昭示我们：中国工业化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制造业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不可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同时，2003年也告诉我们，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的协调等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巨大挑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如何解决，仍要继续探索。

面对这些问题、任务和挑战，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指导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提出要以“五个统筹”全面协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实质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社会更加和谐”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强调，凸显了和谐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要建设这样的社会，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贯彻到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

2004年是“中国科学发展观年”。这一年，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着“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渐渐深入人心。它改变着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成为衡量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最终标准。

2004又是“中国农民年”。中央在18年后再次以“一号文件”的方式来关注“三农”问题。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基本判断下，在“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支持下，9亿农民分得了改革的“真金实银”。粮食播种面积结束了多年下降的局面，粮食增产幅度是近10年来最大的一年，种粮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2004年还是中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一年，是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是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的一年。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2005年，中央再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同时，以庆祝神州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的大会为契机，中国进一步强调了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人民币汇率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商业银行上市在这一年也是齐头并进。

2005年，中国经济持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物价水平指数增长平稳，财政支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这一年，宏观调控有保有压，固定资产投资（FAI）增速不减，达到20％以上。投资和消费（房地产、汽车）逐渐增强，国内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扩大内需的政策初见成效。

在2006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

2006年伊始，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宣告全面取消，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农民从此迈入了一个新时代。工农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06年，技术创新被再一次强调。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2006年，中国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审议通过。与“十五”及以前的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的制定理念和经济改革思路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先富论”，已经转变为“共同富裕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主题。而且，计划转变为规划，一字之差凸显了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彻底变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境界。

从2005年的“又快又好”到2006年的“又好又快”，直至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经济工作要“坚持好字优先”。“好”字在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体现了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与世界经济同步，中国在新世纪一直维持经济周期的上行，而且，呈现高增长，低通胀态势。但2007年物价上涨的压力增大。“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也成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了减少货币流动性，还通过加息和人民币升值来抑制价格的过快上涨和股市的非理性繁荣。

2007年的节能减排首次出现“拐点”：前三个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3%，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首次出现“双下降”。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总目标的希望，即2006-2010年的五年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经济立法在2007年走出了令人瞩目的步伐，《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陆续出台。这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基础。

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共十七大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略。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即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问题。十七大报告专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其作为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体现了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2008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人民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的中国经济遭遇了外部环境“过山车”般的巨大波动。同时，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也让持续了五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世界最大新兴市场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压力。

为了应对经济态势的变化，中国出台了适宜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增长率达到8.7%）。从年初提出“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到年中转变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再到9月的“保增长”，以及11月的“保增长、扩内需”，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的有效及时变化，凸显了政府引领经济航船的重要。

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一年，2009年或许是中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一年。2008年，在雨雪冰冻灾害导致煤电缺乏时，中国一些企业基于对世界市场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了降低成本，囤积了大量存货。存货的消化势必会减少需求。中国多年来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急剧下降也会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保障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要求下，中国政府推出了一揽子计划。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实施总额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投资总额为1.18万亿元）；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四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对于中国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率8%的目标，中国政府彰显了信心。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也处在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时期。中国13亿人口中有7亿农民。中国的市场无论从人口还是地域来说，都比欧美的市场更大。第二，中国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众多的人才优势。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多的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是健康和稳定的，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党和政府的判断和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正确的。2009年伊始，中国经济的一些先行指标已经呈现出好转态势。中国有可能是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

（说明：此文已经发表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