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邓、陈—毛、周关系的比较看领导机制

　　邓小平、陈云这一对人物，与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对人物的关系十分相似。毛、邓是最终的战略设计和决策者；周、陈既是参与决策者，更是执行和管理者。毛、邓勇于大刀阔斧的宏观开拓，周、陈更善于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管理。

　　但是，毛、周的领导机制却没有完全得到邓、陈那样的相辅相成效果。如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反对“冒进”，但以后两年却连续遭到严厉批判，终于导致了“大跃进”失败的严重后果。其原因在于当时党的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个人决断，使毛、周领导机制最后只有单补的一定作用，更没有制约的作用，最终单补作用也因为缺乏制约而失效，变成事后的补救作用。1962年陈云主持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与1979年他主持的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在已经出现巨大经济损失下的挽救危机，十分被动；后者则因邓小平的支持，能在热浪方兴时紧急刹车，成为以后经济飞跃的准备阶段。

　　邓、陈领导机制能够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首先在于，通过总结“文革”教训，由邓小平倡导，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邓小平尊重和信任陈云这位党内经济大管家的见解和能力，亲自提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陈云也首先提出并完全拥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军地位。1989年5月国家发生动乱之际，陈云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32]

　　其次，邓、陈领导机制的成功，不仅因为两人互相尊重的品格和作风，更因为两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着实事求是的共同基础。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化应当走什么样发展道路、现代化目标是什么样的，即对中国特色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发展道路，1979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今后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这样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33]。这和陈云基本建设要适应综合国力，积累率不能过高，要适当减少重工业投资、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现代化目标，1979年3月，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用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说：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34]。同月，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设计了中国式的小康社会目标。这和陈云关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搞现代化不能起点过高、避免欲速则不达的“再折腾”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他们的合力，使得党和国家出现了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三十年居于世界第一。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能够有这样两位领袖掌舵，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和机遇。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

 

　　[1]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