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共八大确立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最年轻的两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共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和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应该说，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是各自有特点的。邓小平可称为“举重若轻”—— 不惧风险和压力，敢于抓住机遇，突破开拓，格言是“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可为“举轻若重”——见微知著，长于治理，善于交换、比较、反复，格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两人的经济主张也有侧重点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反映了事物的两重性，形成了“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的局面。

　　一、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中仅存的两人，通过抵制“两个凡是”在全党取得了众望所归的地位。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呼吁让邓小平复出，尽管发言未能写入简报，但已经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邓小平和李先念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陈云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主要分管政法和纪律。邓、陈领导机制的形成，始于1979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

　　1978年6月，出国和在港澳考察的三个经济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了国外日新月异情况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后，极大地激发了中央领导层的热情，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进行高速建设。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建设速度问题。会议总结报告号召，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规模，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1]。

　　陈云对这个大引进计划有保留意见。7月31日，他向主持务虚会的李先念建议，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2]。他专门找有关人说，引进资金那么多，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配套资金吗？[3]但是，由于陈云尚未进入中央决策层，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提出五点意见。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他提醒大家要清醒，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4]。

　　陈云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本赞成建设速度快些、规模大些的邓小平的注意，重新考虑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规模的想法。

　　1979年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等谈话，再次肯定陈云的意见“很重要”。他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5]。

　　更重要的一步是，邓小平又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并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

　　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搞现代化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只看到可以借款，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7]。

　　邓小平十分支持陈云的调整意见。3月23日他讲话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8]。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开始国民经济调整。但是由于党内认识不一致，争论很大。9月，陈云将财政部整理的《关于1950年—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本建设的资料》印发中央负责人。材料指出，建国以来历次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是出在基本建设超过了财力、物力，大上大下，情况一好就折腾等[9]。陈云在中央会议上重申，经济调整是必要的。一是不能靠赤字搞建设，二是利用外资的可能是有限的。象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等那样大的工程，每个五年计划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陈云总结说，我们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0]。

　　1980年3月，邓小平对陈云的“不再折腾”给予高度评价说：陈云同志出了个题目，就是积累和消费保持什么比例。过去的教训是超过了，总以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年底，他又决定性地表态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11]

　　同时，邓小平认识调整的侧重点与陈云又有所不同。关于发展速度，他说：“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调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如果到1982年、1983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账。”关于利用外资，邓小平赞成陈云的利用外资要有限度的考虑，也赞成陈云的意见，对引进项目要一个一个具体研究，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他又指出，外资“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2]。

　　而陈云在领导调整工作中，也注意遵循邓小平“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的长远战略。从日本引进资金和技术设备建设宝钢，是当时22个大引进项目中最大的，占当年签订引进资金的60%。1978年为宝钢建设已经追加投资十几亿元，是上马还是下马？为了补救宝钢仓促上马的不足，陈云反复三次考虑。第一次，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第二次，他到上海听汇报后，担心单靠现有技术上不去，想设备全部进口，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他离开上海时，又认为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的意见办[13]。1979年9月，中央同意陈云、李先念批准上报的报告：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这样，在调整中对外引进仍有发展，避免了一些经济损失。

　　事实上，邓小平也在陈云的“自由外汇不足”的考虑之外，开辟了一个“善于利用外资”新思路。他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较快见效，解决好偿还能力问题。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14]。当时，22个大引进项目中的仪征化纤工程被调整下马后，因国内确实急需，有关部门心有不甘，继续探索新办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找到邓小平，在他的支持下，1981年通过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分别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主要装置及技术，使工程1982年1月开工，1984年第一套生产装置就投产。此次集资被称为“仪征模式”，开创了国家重大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境外发债的先例。

　　在邓小平、陈云领导下，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得以坚决实施，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为以后几十年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邓、陈相辅相成的领导机制，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邓小平与陈云若干经济思想侧重点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