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长期形成的赶超战略和就业压力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成为最主要和优先的目标。如前所述，自建国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参数，也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华民族奋斗目标，这都反映和代表了中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实现赶超，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和大国地位出发，就需要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即人为地压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价格来加快工业的发展，如以国家控制土地和水、森林、矿产等压低自然资源价格，以剪刀差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以国家垄断金融和规定信贷利息来压低资本价格，以户籍制来限制劳动力价格。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低价工业化”，在改革开放以后被相当程度地延续下来，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在放开所有制和计划管理的限制后，却继续控制和实行了自然资源的低价政策（包括对污染环境企业的处罚力度很小），政府垄断的低成本、低风险的信贷和上市公司；人为或利用市场的供求来压低职工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和劳保待遇。这些政策对于吸引外资、刺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这种低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筹集，一是必然导致大量的技术水平低、规模小、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小型企业层出不穷；二是导致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低、自然资源价格低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三是导致大型的企业，即使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在权衡得失后，也不会走以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的效益型道路，而是走资本、规模和人员扩张的外延发展道路；四是政府利用而不是缓解这种因隐性失业人口太多导致的就业过度竞争、被雇佣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待遇过低现状，来实现强制储蓄，结果导致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职工的素质降低、责任心下降和管理粗放。

　　（三）地区之间因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所导致的剧烈竞争，也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除了港、澳、台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大陆沿海与内地、以及东、中、西各经济带内部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众所周知，这种在国内统一市场条件下的地区之间差距，不仅仅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和面子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发展或快发展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先发之利”，先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在“低价工业化”的体制下，会利用它的优势将周边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吸纳过来，而将其沦为产品市场、原料产地，从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因此，即使出于地方利益和发展的要求，也必然会导致各地之间在发展速度、基础设施以及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上的激烈竞争。各省都争先恐后，想“大干快上”，成为建国以来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中央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的时期更是如此。例如这次制订“十一五”计划时，全国的GDP增长指标定位为7•5%，而25个省市自治区中定位在8•5%的为1个，9%的为7个，10%的为10个，11%的为3个，12%的为3个，13%的为1个，平均都在10以上。[10]

　　四、几点想法

　　首先，应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主观上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而且我国的经济效益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尽管不尽人意。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单位能源产生的GDP，1980年中国大陆为0•8，世界总体水平为2•1，高收入国家为2•2；而到2002年，中国则达到4•6，等同于世界总体水平，仅比高收入国家低0•6个百分点。[11]

　　第二，外延型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必然现象，尤其是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当技术和资本瓶颈被突破后，伴随着大量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加速，经济规模的剧烈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更是必要的。因此，当改革开放打破了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就出现了长达27年的GDP年均增长9•6%的高速增长阶段。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平衡状态以及就业压力看，三个因素不容忽视：（1）鉴于我国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渴望发展、大量的富裕劳动力亟待转移和城市化加速，中西部地区和广大的乡村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中国经济的外延型发展还会持续一个时期。（2）就我国的大部分工业企业来说，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资本有机构成低和创新能力差的现状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彻底改变的。（3）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一般劳动者过剩，而专门人才和创新人才严重不足，这种人力资本的积蓄，特别是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是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的。因此，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人均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脆弱，的确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最大因素。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历史看，经济和人口大国工业化的实现，除原苏联的特殊历史条件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仅靠国内市场和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我国尽管提出两个“利用”的基本政策，但是这种可以利用的份额都不够支撑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重新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再从国内的资源和环境的角度看，即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但是土地、环境、水、基础设施等可利用空间也越来越小，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压力几乎接近极限，即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并不能改善甚至恶化生活质量。如果我们不能在已经到来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加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有可能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落空。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有赖于深化改革，必须建立保证科学发展观得以贯彻实施的长效机制。在我国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同步进行的，是在巨大就业压力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条件下进行的，尤其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虽然前面讲了很多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所作为。相反，加快政府发展观念和经济职能的转变，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条件。党和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她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系统，深化制度和政策改革，例如：（1）适当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的价格，用价格杠杆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消耗和污染。（2）推进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市场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让生产要素流向高效企业，淘汰效益低企业。（3）加大保护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通过国家投资和保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纠正劳动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认识误区。（4）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必须有效遏止“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先污染后治理”的得不偿失行为。（5）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资源型和特大型型企业的改革，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龙头企业，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以上这些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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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1249-125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1996年3月5日。以上所引文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电子读物《中共中央文献库》，1998。

　　[4]江泽民：《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1997年12月9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第7页。

　　[5]《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

　　[6]参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人民日报》2006年2月23日。

　　[7]参见张卓元：《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8]参见丁双喜：《煤价上涨，贵州农民被迫上山砍柴》，《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14日。

　　[9]转引自张伟：《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房维中：“十一五”的宏观调控应从“十五”中吸取教训》，《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12日。

　　[11]参见世界银行：《2001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005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