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历史条件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实现经济增长可以靠增加投入、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以降低消耗和成本四种途径来实现，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上述四种办法并存，共同发挥作用，而根据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哪种办法来实现，则可以将其划分为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或者称为粗放性型增长和效益型增长。前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实现的，如工业化过程中依靠增加投资（包括人力）新建和扩大企业规模和第二产业的扩张为主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后者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消耗和成本实现的，如后工业化国家主要不是依靠第二、三产业的企业和产品数量扩张，而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经济增长，当然，这种经济增长也包含着大量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其产出则表现为单位物质消耗的降低和单位产品价值的提高。

　　中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56年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人均收入低下的发展中大国，加上此时的世界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中国不可能再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时可以充分依靠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有利条件，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积累有限、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贫困中起步。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大量人口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面临着资本、自然资源、环境和市场的多重压力。并且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和具有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抱负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担负起100多年来受到严重阻碍的工业化重任。但是从1953年我国完成战后的经济恢复，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资源严重缺乏就开始困扰着中国共产党。资本的严重不足一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而人口众多，积累非常有限（1949年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甚至断言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二是人力资本也非常有限，大量的劳动力是文盲，科技人员和具有专业技术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而资源的不足，一是表现在人均耕地的严重不足，同时也严重缺乏可以用来出口换汇的木材、石油、矿石等。在这种情况下，同时面临着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大国的统一和安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有限资本和资源来加快建设重工业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苏联率先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了把有限的资源和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来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从1953年起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即确立了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增加投入，传统产业农业就不用说了，人力的使用大大超过了过去，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二是依靠劳动生产率和利润高的第二产业的外延型扩张，即产业结构的变动；三是依靠技术进步，大量新技术的应用、新工业部门的建立。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失误和缺乏激励机制，其表现就是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浪费现象。在此期间，毛泽东曾经试图通过权力下放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即“全党大办工业”、“全民大办工业”、“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来加速工业化和消除官僚主义，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依靠行政命令方式推行的经济建设运动被“大跃进”的失败而证明行不通，此后在经济体制复归的条件下，毛泽东又将问题提高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试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结果是南辕北辙，距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背道而驰，越来越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以及计划管理和市场调控的此消彼长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单纯政府推动转变为政府和人民双重推动，人民群众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在政府一旦松绑以后，立即爆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靠制度变革产生的体制效益推动，二是政府继续大规模的投入；三是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的个体经济）和引进外资。

　　上述动力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就是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并驾齐驱，共同推动了中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种以加快发展和致富为第一目标，一方面，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成长，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都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内涵的性质；另一方面，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能耗高、污染大、规模不经济的企业数量上猛烈膨胀，并形成过度竞争；因部门和地区利益导致的国家投资重复建设、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降低资源价格和环保门槛，导致了增加企业数量和工业的外延型扩张成为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种外延型的扩张，在城市化和城乡就业压力下，还必然要持续一个阶段，或者说直到工业化完成。

　　二、从“增产节约”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应该说，由于积累率低、资本稀缺和人均自然资源匮乏，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之日起就重视经济效益问题，只不过其表现方式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例如当1951年国有企业的产权清理和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以后，为了提高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首先在工业基地东北开展并被毛泽东推广到全国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工作中的浪费和管理问题。此后，在全国各行业推广的“马恒昌小组”、“郝建秀工作法”、“倪志福钻头”等，以及几乎每隔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增产节约”运动，都反映出在那种供给约束型（又称资源约束型）经济体制下，必然要强调降低成本、节约资源。这也体现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单一公有制下，在宏观经济方面，由于信息不充分和领导随意性导致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波动；在微观经济方面，因缺乏自主和激励机制而导致的低效，使得“好”和“省”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一）80年代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在初期的拨乱反正时，就强调要扭转“文革”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1979年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提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80年代初实际上已经提出。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十条方针，可以说是重视和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以后中央也多次提出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例如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即提出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随后在同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提出：“‘六五’计划要求，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5年，针对“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中共中央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技术管理，严明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健全检查制度、监督制度，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一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0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又一次专门提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90年代提出两个“根本转变”。

　　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中国掀起了新的一轮追求高速度发展浪潮，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十四大仍然提出：“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认真抓好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1995年9月，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谈“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时专门讲到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2]

　　上述思想体现在当时制订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实现今后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经济体制转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每年新增加的投入相当可观，但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领域，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3]

　　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重申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江泽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上提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要彻底转变传统的计划投资方式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把调整经济结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