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威胁，使中国西部地区迎来了特殊的开发建设。同时，毛泽东和中央也注意到战争也可能打不起来，做两手准备，用三线建设改变中国西部工业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毛泽东曾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 [15]。他还说：“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16] 1965年1月14日，他又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17] 这也就是要用东部来支援西部。周恩来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伸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18]。 1964年11、12月和1965年3、4月，邓小平率领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走遍了大三线的西南、西北，勘察地形，审定规划，检查进度，为西部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布局状况。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贵州和陕西航空工业、川西电子工业、长江中上游船舶工业等一大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成昆、湘黔、川黔、贵昆、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分布在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地的工业基地。能源和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葛洲坝、刘家峡、八盘峡、乌江渡水电站和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重点企业和基地。三线建设还促进了西部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 [19]。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这次以三线建设为形式的西部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其次，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患。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企业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

　　这次西部开发仍然没有解决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从开发思路的探索看，仍然依靠计划体制下的转移投资方式，没有解决如何激活西部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由于大规模减少东部投资和搬迁设施、技术力量，对东部造成的负面影响则超过了50年代出现的偏差。

　　从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到“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西部开发大战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陈云首先提出的经济建设要适合综合国力的意见和国际形势缓和的变化，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停止了在西部地区摊子铺得过大的三线建设部署。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干、缺乏续投资金和产品出路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也开始了他西部开发思想探索的新突破。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必须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有了要想真正发展内地就必须更多地发展沿海的宝贵思想闪光，但由于以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主要是作为纠正内地投资过多偏差的一项政策，没有形成坚持不变的建设方针，也没有付诸坚决的实践。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思想才在邓小平的探索和推动中发扬光大，生长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第一次作为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大政策，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人先好起来的思想，“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0]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特区几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蓬勃活力，坚定了邓小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回来后的2月24日，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巴叶塔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说：“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21]这是邓小平的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第一次作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方针得到确立。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建立这一方针的理论依据——打破平均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2]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3]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科学地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理论高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拟定的具体阶段和办法是：“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