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谷牧、段云就带领工作组于5月11日至6月5日，到广东、福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由于粤闽两省条件优越，中央对其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6月6日和6月9日，中共广东和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请示报告。广东省委在《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了一个“试办出口特区”的专题，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等”。[13]福建省委在其《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厦门出口特区的建议。

　　经过广泛征询意见、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中共中央于7月15日批转了两省的报告，形成了中发[ 1979 ] 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这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两省的财政和外汇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等。《报告》还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14]

　　1979年12月11日，在国务院召开第一次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上，“经济特区”的概念首次正式提出。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搞好特区建设，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8月21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的通过，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特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新中国从此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这样，从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经济特区价值的思想探索萌芽，到三中全会前中央对设立经济特区可行性、必要性的实际考察，再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倡导，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终于形成。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外开放思想一个开拓性和奠基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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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2]《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645-646页，。

　　[3]《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630页。

　　[4]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5]《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1978年5月31日。

　　[6]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段云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

　　[7]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8]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9]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10]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1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12]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13]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14]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