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国家的自力更生能力越强，它的国民经济实力也必然越强，也就越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而对外经济越是开放，国际经济关系越是发展，必然越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也就越能增强国家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能力。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外开放以来，“三资”企业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的强大动力。我国贸易地位不断提高，市场不断扩大，已成为世界资本最重要的投资市场和十大贸易国之一。

　　5．在利用外资时，决不能盲目，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

　　邓小平认为，在利用外资时，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他一再强调，利用外资要有鉴别，要注意资本的本性，决不能无计划无选择地盲目引进。“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18]邓小平客观估计了对外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把它降到最低限度。他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的泛滥。

　　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邓小平也认为：“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19]。正因为对外开放对我国的长期发展、长远利益有利，最终得益的是我们，“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20]，所以，现在要不怕吃亏，要允许吃亏，要多做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为了处理好利用外资与资本本性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抓物质文明，一手抓法制建设、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前人所未曾提出的思想。

　　二、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利用外资的方式、形式或渠道主要有三种，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这三种方式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上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外商不太了解中国，不敢贸然到中国投资。因此，在这个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对外借款。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则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引进外资的方式和形式正呈现多样化，除了原有的一些方式和形式外，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新的方式以利用国外中长期投资，利用外资正逐步转向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的方式或渠道。我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邓小平利用外资的思想。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利用外资的起步发展阶段（1979—1991年）：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处于一种边摸索、边实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和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对外开放在沿海部分地区开始由点到线再向面上推进，对外开放全面展开。1988年开始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区域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1988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和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使我国沿海对外开放进入高潮。1991年开始成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这样，从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到向内陆渐进式开放，在我国从南到北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此期间，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基本框架已经正式形成。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使人们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海外华侨、港澳商人纷纷到内地投资。1979—1991年中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项目达26967个，协议外资金额703.0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34.48亿美元。[21]这一时期，中国吸引外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港澳和东南亚商人投资占60%以上，90%以上的外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在利用外资的起步发展阶段，邓小平以创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海地区，并以此带动内地的对外开放。事实证明，他的设计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做法。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开放的自然、人文条件也不同，这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由点到面、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战略。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发沿海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构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划出一个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之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地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这是以往的革命导师未曾提出过的。

　　2．利用外资的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完善与深化

　　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深刻精辟地论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全面升华了他关于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想，标志着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完善深化。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例如关于经济特区和“三资”企业姓“社”还是姓“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地推动了我国的思想解放，鲜明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联系起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运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总要求，第一次将对外开放与发展开放型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基本精神。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吸收外资迅猛增长。仅1992年中国批准外资的项目和协议金额就一举超过前12年的总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在加速改革开放、大胆利用外资上，不仅进一步解放了国人的思想，也解除了外商对华投资的思想顾虑，出现了外资直接投资的高潮。从此，外资在中国迅速成长，实际引进外资额节节升高，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此后的5年间，中国累计批准了24万多个外资项目，协议金额达4712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043亿多美元。[22]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一些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吸引外资开始起步，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也有长足进展。

　　3．利用外资的趋向成熟阶段（1997年至今）：对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中共十五大肯定了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五大报告还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明确了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的企业是包括公有制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而不是什么外国人的企业。股份制、混合经济从此名正言顺。这对外资在中国的长久发展，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1997年底召开的全国外资工作会议贯彻了中共十五大的精神，肯定了外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给外商吃了一颗“定心丸”。1997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利用外资的国家。虽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利用外资提出严峻挑战，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方针，在运用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解决改革开放重大实践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3] 2002年中共十六大郑重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

　　200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统筹”的市场化改革新要求，指出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既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鼓励国内企业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熟悉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又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上，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