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其实践成果表现为农村根据地的自给性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从经济财政上保证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起，在直面现代化目标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又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应当估计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他同固有或自发的市场因素作斗争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他同外来苏联计划体制的影响和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的斗争。

　　一、群众运动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一五计划曾被视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1中国政府对编制一五计划极为审慎，历时4年，五易其稿，认真听取过苏联领导人和专家的意见，2直到 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一五计划非常成功，提前一年完成。更重要的是，整个计划体制及其管理机构也随“三大改造”的完成而基本建立起来。国务院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和23000余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和52000多人。3在所有的五年计划中，一五计划受苏联影响最大，尤其“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和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的。”4

　　在这一背景下，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发现，由中央制定计划交各部门、企业和地方执行的体制不利于发挥后者的生产积极性。例如，计委汇报说地方搞小企业有积极性，但是“一怕中央不让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5轻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也有类似的反映。这些工作汇报，使毛泽东对视为成功范例的一五计划到底发挥还是束缚了经济潜力产生了怀疑。他说：“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6

　　一五计划末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在他看来，这一期间暴露的问题与照搬苏联模式有直接关系，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于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自主权，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并认为中国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7

　　二五计划（1958－1962）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用群众运动推进现代化的建设思路。我党领导群众运动有悠久的传统。社会主义改造，原打算15－20年完成，实际只用了3年，与我党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运动有关。但是一五计划末期，群众运动的传统却与刚刚建立的计划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冲突，反映在党内便是“反冒进”与“促进”或“跃进”的政策分歧。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坚持把“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写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说：“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8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支持和发展人民公社的观点：1、人民公社是群众的自发运动；2、一大二公，多种经营；3、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4、取消资产阶级法权；5、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人民公社先从农村开始，再向城市发展；7、要进行试点，不要一哄而起。91960年3月，毛泽东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宪法的报告。他认为苏联的企业管理原则“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0

　　毛泽东反对上级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那么，他是否对群众的任何积极性都加以支持呢？也不是。二五计划后期，在贯彻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受到许多干部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11

　　这里需要界定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概念，它是指党所发动和领导的群众集体行动。强调集体行动必然排斥以个人或家庭为本位的分散活动。在他看来，市场化对集体行动起瓦解作用，因为“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12

　　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又意味着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毛泽东指出"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13斯大林曾提出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的文化水平），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14在他看来，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应当冲破官僚体制，直接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群众运动无疑具有核心地位。这一点与他对高速度的期盼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当从整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中去理解。可以把毛泽东的历史观概括为人民史观或群众史观。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为了实现高速度，群众运动不仅应当成为物质生产的基本形式，还应直接充当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

　　二、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铲除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官僚体制，防止对群众运动起瓦解作用的单干倾向。把上层的官僚化与下层的市场化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和摒弃的主要理念是“阶级斗争”。

　　在传统的理解中，“阶级斗争”是指对“地富反坏”的斗争，再扩大一点儿，也不过是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内部斗争包括进去。

　　1959年庐山会议首次提出“党内阶级斗争”的概念，当时还仅限于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个有限的目的。进入60年代后，“阶级斗争”被逐渐定义为“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15一时间，党的文件上出现了“一手抓生产斗争，一手抓阶级斗争”的提法。16

　　对于高速度与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说：“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决出来。”17

　　文革前夕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概念，把上层的 “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同下层群众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捆在一起。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苏联剧变的案例表明，官僚化导致苏共失去人民的支持，但它本身不意味着私有化和市场化。剧变是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失望后做出的新选择。

　　文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它的主导地位却被“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生产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由此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抓革命”意味着反对官僚化和市场化，“促生产”意味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能来自政治挂帅和革命激情。

　　三、计划原则

　　二五计划期间，毛泽东鉴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思性地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许多重要的谈话和批注。谈话和批注反映了他对计划经济的矛盾而复杂的看法。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较难把握的方面。

　　虽然毛泽东在原则上不反对计划原则，但是他对计划原则的看法与苏联正统理论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很难把他的思想简单地归入计划经济理论。

　　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对客观经济法则和主观计划的区分，但是计划的主观性也使他找到了怀疑计划的理论依据，尤其当这些计划是由专家技术管理阶层制定出来的时候。他认为《教科书》“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预定进程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一切都机械地按照预定进度表执行，就会妨碍生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