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考察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不懈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陈云经济思想。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重温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对于促进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深远。

　　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保证民生

　　陈云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搞好建设的同时，要照顾国计民生。这是陈云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深入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陈云始终强调国家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20世纪50年代陈云明确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他强调在制定经济政策、确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以国力为基点。具体来说，在决策投资规模和方向上，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必须考虑利用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在处理财政问题上，要量入为出，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在基本建设的决策上，要视国力而行，按先生活、再生产、再基建的原则安排，要避免赤字投资，强调基本建设的规模必须和国家财政保持平衡。在组织扩大再生产上，要依照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次序进行。在引进外资上，要逐步研究，进行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考虑国内的还债能力、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当年所有这些具体的经济决策都要求以国力为出发点，作为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科学依据。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本身规律，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同时，陈云强调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20世纪50年代陈云明确指出：“为了照顾民生和建设，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2]着眼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尤其强调：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粮食定，天下定”[3]。20世纪60年代陈云进一步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4]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陈云又再进一步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5]充分体现了其“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重要战略思想。

　　二、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陈云注意到环境资源对于经济建设的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二者之间必须协调一致，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高增长。

　　对于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陈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要计划生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6]只是这一正确主张，由于后来发生“文革”等原因而没有被有效实施。新时期拨乱反正以后，陈云重提这一主张，并提出了采取计划生育的相关措施建议，他再次强调“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7]1980年6月他在就计划生育问题给陈慕华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同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8]由此可见，陈云非常重视人口资源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把控制人口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决策来抓。

　　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陈云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新中国建立后的长时期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未能很好地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状况却在进一步恶化。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陈云及时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9]1979年6月他在给李先念、姚依林的建议信中，指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问题；二是工业污染问题。关于水资源问题，他指出：“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10]关于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1]陈云一贯主张，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呈上升趋势，陈云进一步提出要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提高到大的国策高度来认识，并指出，在这方面要舍得花钱。他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12]

　　此外，陈云十分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的错误现象，陈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13]疾呼要坚决制止这种不良倾向。由此可见，陈云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教导我们，既要积极发展经济，又要有效保护环境资源，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三、经济发展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注重内部协调发展

　　效益是经济发展的灵魂，没有效益就谈不上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作为新中国早期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14]早在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和方向，还是国家企业布点、项目设计，在作这些经济决策时，陈云都强调要讲求经济效果，要保证宏观效益，必须重视稳妥。具体来说，对于计划指标，要控制住建设的速度，抓好基建质量，从短线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在稳中求效益。对于微观效益的提高，应从经济的管理、投入和产出等入手，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开发企业新产品，让企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相适应。对于国外市场，陈云根据外资的情况和中国国情，提出要尽可能多借优惠贷款，提高效益。实践证明，以效益为中心的陈云经济思想，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陈云一贯主张经济发展要做到综合平衡，注意经济建设内部的协调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提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15]的重要思想。陈云强调用财政、信贷、物质和外汇四大平衡原则来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至于经济建设如何做到综合平衡，陈云认为，一是“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16]因此，计划指标留有余地，不仅是克服高指标、盲目冒进的一个有力措施，也是保证综合平衡的重要原则。二是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要瞻前顾后，要做到对全国经济建设的通盘考虑，不但要考虑本部门内部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还应全面安排产品的各种质量指标。既要看到现在，又要回顾过去；既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这样可以防止经济建设的一哄而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避免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三是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那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其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所以从短线出发搞平衡，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不至于浪费资金和产品。四是在综合平衡中要注意发展农业问题。农业对国民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农、轻、重的适当比例关系，使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有序地进行。如果脱离农业搞综合平衡，不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就可能出现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