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28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不少人通过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是由体制外的“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存量改革”推进，即通过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量改革创造的巨大成效支撑原有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和起到改革示范作用。

　　这种概括的确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笔者认为上述概括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大胆迅速地推进，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政策和措施，不仅来源于对实际和经验的总结，还在制订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到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性的改革措施来逐步推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和“摸着石头过河”。

　　正是因为1978年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保证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弄清楚”[17]的情况下，改革得以迅速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80年代的主要成果，可以说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其创造出来的市场经济空间。其中以农村变化最大，基本完成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向民营经济的转变。在城市，个体、集体、“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都使原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只集中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而农村经济、城市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不仅给国家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保证了原有体制继续运行，而且还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了示范作用。这样改革从一开始就阻力很小，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和预期受益者。

　　最能体现“实事求是”原则的，是改革开放28年来恰当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改革开放前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建国以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就业和分配政策由最初的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逐渐发展到国家“包下来”和“大锅饭”的就业分配体制。在80年代的改革中，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放权让利”政策，允许农民家庭经营和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基本上没有触动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分配体制，此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进展不大，但是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减少改革阻力、支持体制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80年代相对滞后，实际上也是充分权衡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寻找最佳集合点。在当时外延型经济增长还有很大发展余地和“放权让利”的情况下，政府保持强大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对金融的行政控制，对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比重很大的国有企业产出的增长。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顺利转轨主要得益于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而体制内产出之所以没有出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衰退，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轨政府的控制能力(配额约束)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高储蓄率只是中国实现转轨中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把这些储蓄以某种形式集中起来由于对经济产出(尤其是体制内产出)的金融支持。”[18]

　　1996年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和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再次寻找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最佳结合。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针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原则。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确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同富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借鉴外国经验和从国情出发等关系，都反映出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和办事原则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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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  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

　　[3]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51页。

　　[4]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5]以上数字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6]即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速度过快，形式过于单一”。

　　[7]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1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12]  参见胡绳：《坚持三个“有利于”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33期。

　　[13]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揭开了盖子，中国共产党才发现其工业化也有不少弊病，并不像过去外界所认为的那样。

　　[14]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存在问题的概括：要求过急，工作过粗，速度过快，形式过于单一。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8]　 张杰：《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