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澳地区资源缺乏，经济发展依赖对外贸易，长期实行自由港政策，是世界各国换取自由外汇的竞争地。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商品在港澳地区遭遇了各国和地区商品的有力挑战。为巩固、恢复和发展内地商品在港澳地区的优势，中国打响了市场保卫战。本文拟对1978年前在港澳地区开展的市场保卫战作一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有“重进轻出”的政策取向，在港澳地区主要着眼于抢购、抢运战略物资。但从1954年开始，为恢复和发展在港澳地区的贸易优势，中国打响了市场保卫战。

　　（一）争夺港澳市场的历史背景

　　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1］这一方针直接影响着对港澳地区的出口。1950年12月，美国对华封锁禁运全面升级，进一步影响了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立即提出七条对策，其核心是运回抢购战略物资和采取易货贸易方式。［2］

　　由于国情的原因，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缺乏互补性。中国政府尝试对这一外贸格局进行调整。1952年5月，中央贸易部（即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这是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于1949年10月1日设置的一个部门。 1952年8月，为了加强商业工作和使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更好地为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服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分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至1982年与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在东欧六国商务代表团及驻苏商务参赞联席会议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方针，要补充一条“同时不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3］1953年10月，对外贸易部（以下简称外贸部）检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为解决这些问题，外贸部还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指出要有重点地加强对资本主义国家供求情况的研究，准备一批干部以便不久的将来派遣出去，建立与健全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机构。外贸部特别指出：目前积压严重、内外销均感困难的商品（如猪鬃、桐油、绸缎、粗羊毛等），应将价格降低到能够大量销出。［4］为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国确定了扩大对港澳地区贸易并通过港澳转口东南亚的方针。

　　（二）明确占领港澳市场的政策措施

　　1954年，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以下简称华南外贸分局）最早提出占领港澳市场的目标：对港澳地区本销（本销指内地商品销售于香港或澳门，是相对于外销和转销而言的。）的主要食品与副食品，采取有计划的全部或大部分包下来的政策，实行分区、定时、定量供应；对港澳居民及东南亚华侨所惯用的国产日用消费品，根据需要全部或大部分包下来。［5］同年10月，外贸部提出1955年要“巩固现有商品市场阵地，努力恢复原有商品的销路，商品及零星商品的出口，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出口”。［6］1956年，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巩固、恢复和发展港澳市场的目标和任务：“凡港澳居民消费需要而我又能供应的商品，可根据不同商品和可能条件，从今年起争取两三年内全部或大部占领港澳市场。”［7］

　　1956年对港澳贸易座谈会还完整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1）对日本应坚决同它斗争，凡我能出口和货源充足的商品，一定要用有效的竞争方式排挤日货，由我们占领港澳市场；（2）对于港英当局支持香港本地生产的某些商品如猪、蔬菜、海鱼等，应以达到适当销售比重为止，不能采取全部排挤的方针；（3）对于东南亚友好国家销往港澳地区的商品，也不能采取坚决排挤的做法，可根据不同商品，在销量上能维持一个合理的比重即可。［7］ 1958年7月，周恩来提出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开展市场争夺战的政策原则：我们的对外贸易，对亚非国家进行争取，把帝国主义搞垮。“我们要搞垮的第一个国家是日本”。我们要搞垮的第二个目标是美国，第三个是英国。稍用力量就可以挤掉英国，主要是美国。［8］

　　为确保出口货源供应，中央明确了“内销服从外销”方针；为解决对港澳供应货源，广东省政府尝试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外贸部门还建立配额管理制度，确保对港澳市场稳定均衡的供应。

　　（三）初步建立对港澳的推销机制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还在实施禁运政策，其相关部门常常用所谓“黑名单”威胁各国和各地区的商人。为应对这一威胁，中国制订了相关政策：对港澳地区的华商采取了争取、利用和团结的政策；对洋商则采取分化与利用的政策，主要对象是那些与港英当局关系密切又有实力的所谓“老手”。另外，无论华商、洋商，在利用他们推销内地商品时，要保证他们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可以灵活采取给回扣、佣金等各种做法，要确保他们的赢利不少于他们原来经营日本、联邦德国和美国商品的收入。［7］

　　1954年10月，外贸部决定加强驻港澳贸易机构。由驻香港的华润公司（包括其所属的德信行和五丰行）作为内地对港澳出口供应的总代理，先后受华南外贸分局和广东省外贸局的领导。［6］国内各进出口公司分别与华润公司达成代理意向。到1955年，国内13家总公司均与华润公司签署了代理合同。1956年2月12日，外贸部进一步明确了华润公司的地位和责任：华润公司在组织上直接隶属外贸部，业务上接受国内各公司委托的代购代销业务；华润公司和各公司在业务上均为委托代购代销关系，一切委托业务均收取佣金和手续费。在澳门代理相关业务的是澳门南光公司。

　　向香港中国国货公司（以下简称国货公司）增资是华润公司扩大销售的一项重要举 

　　措。国货公司于1938年11月开业，涉足百货的批发及零售业务，因经营香港制品有亏损，1954年国货公司在华润公司的协助下改营内地产品，情况好转，对推销内地商品和发展公司业务起到了推动作用。1957年，华润公司应邀派员参加国货公司董事会，参与公司的业务管理，同时还在资金方面给国货公司以帮助。1959年增资100万元，保证了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零售业务得以迅速发展。1958年，华润公司决定参加由华侨发起的、以经营国产百货批发业务为主的中国中发股份有限公司。1958年底，华润公司还决定新开一家公司，专门经营工艺品。这家公司就是1959年1月华润公司与王宽诚等5位港商合作成立的“中艺（香港）有限公司”。［9］以国货公司为基础，以中艺（香港）有限公司为特色，华润公司的零售业在香港立足，并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港澳进口增长较慢，市场竞争也不激烈，香港进口商品结构与内地出口商品结构差异不大，这一阶段，外贸部门主要采取了经济手段，即增加货源、降价竞销等。内地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争夺战进展顺利、成效明显。尽管在整个50年代，内地对香港出口的年均增速仅为5.72%，在1952年、1954年和1959年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但内地仍长期占据香港进口市场排行榜首，所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除1951年为17.7%外，多在20%~24%之间，1958年更是达到30.4%。（《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1988年编印，第53页。）

　　二

　　从1959年开始，由于国内货源紧张和国外商品的竞争，内地商品在港澳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遇到了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措施确保对港澳的出口供应，市场保卫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反击日本的市场扩张

　　由于“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内地供应港澳市场的主要副食品在1958年底1959年初出现短缺性危机。外来商品乘机涌入，内地商品在港澳市场的传统优势地位动摇。据统计，1959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58年的30.4%降至1959年的20.9%，（《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页。）日货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据外贸部调研，日本在香港经济扩张的主要做法有：（1）大肆宣传，增设机构。1959年，日本向香港派出8批商品考察团，在香港举办9次商品展览会；日本商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由1954年的4家发展到40家。（2）放宽贷款和支付条件，诱使港商经营日货，经销日货的香港代理商达150家。（3）供应原料和半成品，拉拢香港厂商搞加工订货，并以香港制品形式扩大对英镑区和美国的出口。（4）勾结美国垄断资本，拉拢华商，合资在香港开公司、办工厂。（5）使用卑鄙手段冒充国货，出高薪拉走我商业人员。外贸部认为，为在香港市场保持优势，“完全有必要对日本在香港的经济扩张予以坚决反击”。1960年5月，中央转发外贸部的报告并指示：（1）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和各有关部门应即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对香港出口的商品能够按时、按质、按量供应。（2）外贸部应注意掌握市场形势的变动，及时采取对策，贯彻执行对香港的贸易方针和计划。（3）广东省委应指定港澳工委在港澳工商界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香港进行经济渗透的严重性，调整与专做我商品生意的港澳进步商人的关系，适当解决他们的困难。具体做法是：（1）有关省、市、自治区要建立专门供应香港商品的生产基地。（2）对香港居民和工商界人士加强爱国主义教育。（3）对同日本竞争性强、我货源又充足的商品，在不排挤当地生产等的原则下，采取竞争性价格（即稍低于日货价格）。（4）同银行密切合作，适当放宽贷款条件，鼓励港商做国货生意。（5）为团结当地厂商，根据原料供应的可能，有选择地出口原料和半成品，供香港工厂加工出口。（6）本着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加强对香港工商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0］

　　经过有关各方的努力，上述措施取得实效。1962年上半年，内地对港澳出口的几项主要商品如活猪、鲜鸡蛋，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并逐步夺回被日本、泰国等侵占的市场。［11］从各国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比重的变化来看，内地由1961年的17.2%增加至1962年的18.2%；日本自14.5%增加至16.5%；美国自12.2%减少到11.9%；英国自12.7%减少到11.4%。到1963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增至20.1%，日货比重则占16.7%，（《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56页。）中日之间的差距稍稍拉开。

　　（二）保住在香港市场的优势地位

　　内地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同样也波及香港，由于内地货源不足，出口香港的物资越来越少。为了保证对港澳地区的出口，1960年12月，国务院成立港澳出口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和外贸部相关厅局负责人，［9］（p.312）主要任务一是保证香港人民的生活需要、保障香港市场的供应，二是增加外汇收入。

　　1961年5月10日，华润公司总经理丁克坚向中央报告：4月份华润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退居第三，美国跃居第一。6月10日，华润公司就市场份额问题向中央汇报：一是最近三年来香港市场总的情况是进口逐年增加，增长幅度颇大；我出口减少，美日大大增加。二是1960年香港市场17大类商品进口情况，副食、土产，我仍占优势，美日尾随直追；绸缎、纱布，日本占首位，与我竞争激烈；五金、机械，英国出口最多，我出口有限；化工医药，美国开始领先，我相差甚远。三是我出口的30种主要商品在香港市场上的变化情况。在外贸部的大力支持下，华润公司为恢复市场份额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建议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派人到香港，为出口商品提供技术服务。再如为了扩大出口，1961年，华润公司协助国内总公司在香港举办了多次商品展览，吸引了香港居民、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游客，不仅促进了零售，批量定购的合同也有所增加。为了确保国家外贸工作大局，华润公司1961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商品品质、规格、包装，均衡出口，准时交货”；“重合同、守信用，坚持按时、按质、按量交货”。从加强售后服务到协助举办展览，这些举措实施后，内地商品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又回到了首位。1961年5月，“我货输港重占首位，美国退居第二位”，1961年 “上半年我对港出口仍占首位”。［9］（pp.319~322）

　　（三）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竞争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很少与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有直接来往（主要通过中国政府进行）。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扩大对香港地区的出口，有削弱和争夺中方固有市场地位之企图。苏联和东欧国家通过以下竞争办法，如派出人员直接活动、建立机构，在推销上以低价挤入市场，以优惠条款拉拢商人，举办商品展览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加强技术服务等方式与内地商品竞争，1962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对香港出口分别增加354.6%和161.3%。1963年上半年较1962年同期增加近6成。据广东省有关方面报告，1963年波兰驻广州领事维斯基加紧对香港进行贸易活动。对此，外交部的态度是：波兰扩大对香港贸易对我们不利，应采取不欢迎、不鼓励的态度。对其在广州进行的对香港贸易活动应加以控制，并将其在香港活动的情况随时向上反映。［12］

　　《远东经济评论》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香港地区和东南亚进行活动可达下列目的：补偿对中国贸易减退的损失、争夺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扩大其“和平共处”的政治影响。英文《虎报》甚至断言：“10月间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港将是中苏贸易战的开始”。［13］为此，外贸部于1963年底提出与苏联、东欧国家争夺市场的意见：与它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以期分化之。对罗马尼亚，1963年在贸易协议之外进行了较大的补充贸易；对波兰，在贸易上也已开始采取适当争取办法。对苏联、蒙古、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民主德国六国，一般地继续减少了贸易额，将原来对它们出口的商品的一部分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同时对它们有区别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4］

　　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低价倾销、排挤我货，企图“取而代之”的目的，广东省外贸局建议：（1）我驻港澳机构可有策略地对我客户（尤其是兼营他们商品的）适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团结为主，使他们认清前途，自觉不经营苏联和东欧国家商品。（2）研究统一对外斗争的步调。苏联和东欧国家与我有竞争的商品，有不少是多个口岸交叉经营，应加强互通情报，交流意见。［15］

　　应当说，苏联和东欧国家因出口商品结构、历史上经济联系及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与中国争夺香港市场的后劲明显不足。1964年前5个月苏联和东欧国家对香港的出口额比1963年同期锐减48.8%。1965年前9个月又较1963年同期减少46.1%。［16］到1965年，内地加强了推销业务并提高了商品品质，香港出现爱用国货、爱营国货的新高潮，市场竞争呈现出“我进人退”的局面。

　　三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内地商品逐渐丧失了在港澳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展开了长时期的全面较量。

　　（一）反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扩张

　　1966年5月，外贸部确立以美国和日本为对象的市场斗争方针，并做出具体部署：（1）在香港市场上排挤美货和日货是今后我对港澳出口工作中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任务，必须狠抓到底。为此，要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检查对国务院财贸办《关于加强对香港出口食用油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结果在6月底以前上报；要求轻工业品、工艺品和纺织品公司同有关工业部门抓紧研究，在5月底前制订出排挤美国、日本25种工业产品的方案上报；要求茶叶土产公司在6月上旬以前制订出在香港市场上排挤美日香烟和香菇的方案上报。各总公司和驻港机构也要针对苏联在香港同我交锋的情况，拟订出作战方案上报。（2）各总公司、各口岸检查一次出口合同的执行情况。驻港机构和各口岸外贸局要分别提出改进意见上报。（3）加强转口工作。请驻港机构拟订工作方案报外贸部。（4）各总公司、各口岸外贸局和驻港机构都要继续对香港出口商品进行“排队”。［17］

　　1967年5月“反英抗暴”斗争爆发后，香港出现群众大罢工，粤港间水陆运输几乎中断，内地各口岸已装货船只无法开行。1967年7月底8月初在广州召开的对香港出口问题碰头会议决定：香港爱国同胞日常生活必需品，必须保证及时供应；供应香港工厂的原料和半成品，仍暂予供应；停止经港转口、中转业务。对香港英商一般采取冷淡态度；对个别反动华商，经驻港机构报外贸部批准后予以制裁，停止贸易往来。［18］因此，1968年前8个月广东对港澳出口比1967年同期下降11%，其中水泥只完成年计划的3.2%；因商品供应减少，对香港运输量同比下降35.6%。［19］

　　与此同时，中英关系也骤然紧张。港英当局企图摆脱对内地商品的依赖，采取了相关政策，限制内地商品在香港扩大销售以及内地商品经香港转口。此外，港英当局还鼓励本地农副业生产，并派出官员分赴东南亚等地寻求食品来源，甚至远赴欧美活动。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台湾当局则乘机采取降价等办法争夺香港市场，内地商品在香港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动摇。1968年上半年，内地商品较1967年同期减少16.35%，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4.1%降至19.1%；日货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升至20.4%，居首位；美货比重也升至14.45%；台湾地区商品货值剧增近1倍，占香港进口市场的比重由第10位跃升为第5位；苏联货值也剧增1倍多。［20］

　　由于内地商品在港澳市场的占有率退居第二，1968年7月，外贸部出口局整理出当时香港市场各国及地区同我竞争及港英当局在贸易上对我歧视和限制的情况上报。8月，中央转发《外贸部“关于对香港出口问题的通报”》，外贸部在通报中指出：要贯彻执行既定的斗争方针和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已失去的市场阵地夺回来。对于向香港出口的情况要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我主要商品在香港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21］各有关部委和省市坚决贯彻这一方针。例如，广东省狠抓对港澳出口副食品的供货工作，掀起了群众性的交售副食品的高潮。［19］

　　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出现了内地对香港出口持续增长的局面。据统计，1968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为24.29亿港元，比1967年增加6.4%。1969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较1968年增长11.2%，出口额接近1966年的水平。1970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为28.3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69年增加4.8%。但是，内地商品在香港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并未恢复。1968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为19.5%，居第二位；而日货所占的比重增至21.8%，居首位。到1971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6.4%，日货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增至24.3%。（《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55页。）

　　（二）纠“左”、全面整顿与港澳市场保卫战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纠“左”和全面整顿工作，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中国经济出现恢复和发展势头，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港澳地区的市场保卫战也取得一定实效。

　　针对各国和地区在香港扩充市场，香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1971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指出：我对港澳出口如果没有大增长，第二位也可能保不住。李先念指出：“要把香港市场抓过来，香港市场许多商品被日本、蒋介石占去了，我们不能甘心，我们要搞上去！”［22］1974年8月，外贸部召开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遵照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的作用，巩固我国传统市场，绝不退让”，要求巩固和发展农副土特产品的优势，逐步扩大我在港澳的工业产品市场。［23］由于措施得当，1975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0.3%，与日货所占的20.9%很接近。（《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55页。）不过，相关各国和地区更积极地在香港进行经济扩张，它们针对香港市场竞争激烈的特点，加强经营的灵活性、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新品种，改进包装并强调运输配合。此外，它们还加强对香港市场的调查研究，扩大宣传。［24］因此，之后几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与日本的差距拉大。1976年内地商品占香港进口总额的比重降至17.9%，日本升至21.6%。（《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55页；《日美英等国和台湾蒋帮在香港市场上的一些动向》，广东省档案馆：235-2-135。）

　　粉碎“四人帮”后，外贸部门揭批和清除极“左”路线。1977年1月，李先念在接见全国外贸计划会议的代表时说：“去年我们出口港澳的商品的比重下降了一些，我们退出的部分被人家挤进去了，这很不好，主要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港澳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个市场我们应该占领，要放手搞，搞不上去脸上无光。”［25］ 5月，外贸部在广州召开对港澳供应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把我多年辛苦经营所取得的销售阵地拱手让给别人，是不能容忍的”，要“把在港澳市场丢掉的阵地夺回来”。［26］ 1978年，香港从内地进口商品额为105.5亿港元，比1977年增长30.5%。（《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页。）

　　四

　　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保卫战，不同时期取得的成效并不一样，这与当时中国国内建设的形势大致相符。评价其成败得失，需综合分析内地出口商品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

　　（一）港澳市场保卫战的成效

　　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保卫战，在20世纪50年代进展顺利，由于在国内相关政策和国际斗争方面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因而取得了明显成效，内地长期稳居香港进口额榜首。究其根源，主要是内地出口商品与香港进口商品结构基本适应，港澳市场竞争还不太激烈；对港澳华商的团结利用争取工作也取得良好效果。60年代以后，尽管内地对香港的出口额在稳步增长，但相关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港澳地区的出口。相比之下，内地占香港进口市场的比重有所下降。1968年后，日本长期占据香港进口市场排行榜的首位。直到1982年，内地才重新跃居香港进口市场第一位。（《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53页。）

　　（二）制约市场保卫战成效的因素

　　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保卫战的成效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既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客观困难。

　　中国在港澳地区打响市场保卫战，面临多方面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港澳还未回归祖国，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直伺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内地出口商品结构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是港澳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香港在此期间加工业、建筑业和旅游业蓬勃兴起，所需的建筑材料、原料材料、半成品、生产设备及旅游用品的进口迅速增长，而当时内地工业化水平还较低，对港澳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且未能及时随香港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而调整。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本国的经济危机极力争夺世界市场，特别是日本及时根据上述变化，积极发展质量高、附加值大的消费品，同时大力推销适应香港工业和公共工程需要的原料、半制成品和生产设备，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成为香港最大进口来源地。［27］有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内地与香港贸易的出口与进口构成有较大差异，内地对港出口额无法大幅度提升，因此所占香港进口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同一时期，日本和美国出口商品与香港进口构成间的差异较低，故市场竞争能力较强。［28］例如1976年，香港轻工业品进口额为74.6亿港元，比1966年增加4.35倍。内地增幅仅1.7倍，占香港市场的比重由15.4%降到7.8%，从第2位退居第5位。而其他国家的增幅为：日本5.16倍、美国3.8倍、瑞士3.74倍。［29］二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导致在生活方式、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例如，香港居民对品牌的要求较高，但此时内地对创立品牌还不够重视。［29］三是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比如，按照广东省外贸局1967年的规定：（1）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为题材的商品，应立即停止生产和出口；已签合同也不再履约，可说服商人用其他商品代替，如商人对毁约提出索赔，可酌情理赔。（2）封建迷信用品也要停止生产和出口。（3）珠宝钻翠、首饰等商品不是我们出口商品的发展方向，将来肯定要被淘汰。在这个过渡阶段，一方面卖掉库存，不使国家经济蒙受损失；一方面照顾到转产的困难，生产可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不要扩大。（4）“奇装异服”及“火箭鞋”等不再生产和出口。［30］对此，1972年4月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交会代表时十分痛心地说：“木刻、象牙刻，这些好的传统手工艺很难学，带徒弟要好多年。这种东西没有人与我们竞争，但是都被极‘左’思潮弄掉了。”［31］玩具行业也有类似情况。1963~1966年间，内地在香港的玩具市场份额占第二位，当时日本厂商感到很大威胁。但自“文革”起，玩具业遭到极大破坏，很多传统玩具被批判为“封、资、修”，停止生产，致使1967~1972年内地玩具在香港的市场份额下降为第三位，1977~1978年降为第四位，1979~1980年降为第五位，1981年下降为第七位。到1984年，香港的绝大部分玩具商店充斥着日本和港产玩具，内地玩具仅占其市场份额的1%。［32］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港澳地区持续打响的市场保卫战，毫无疑问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贸易斗争：这不仅是经济上利用港澳发展出口贸易、确保内地商品在港澳市场绝对优势地位，更是利用港澳地区开展经济外交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市场保卫战的成效不如预期，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根据市场需求改善商品的适应性，才能恢复内地商品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

　　［ 参 引 文 献 ］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4]《中共中央批转对外贸易部“关于对外贸易工作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指示”的指示（1953年10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311-182。

　　[5]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工作报告（1954年9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4。

　　[6]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年12月6 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340。

　　[7]中国食品出口总公司：《对港澳贸易座谈会总结（1956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335。

　　[8]广东省人委：《周总理接见全国对外贸易局长会议代表谈话纪要（1958年7月）》，广东省档案馆：235-1-227。

　　[9]吴学先：《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9~295页。

　　[10]《中央关于同意外贸部党组关于在香港地区加强贸易斗争反击日本经济扩张的报告（1960年）》，广东省档案馆：222-2-3。

　　[11]中国食品出口总公司：《对港澳供应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1962年6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712。

　　[12]广东省外贸局：《转告外贸部对省外事处关于波兰领事进行对港贸易活动问题的复示（1963年8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195。

　　[13]广东省外贸局：《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国家在香港及东南亚市场的贸易活动情况（1963年9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48。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15]广东省外贸局：《报苏修集团在各地对我省出口商品捣乱情况（1964年2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23。

　　[16]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1964年上半年香港土产市场情况和下半年趋势估计（1964年8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66；《转发德信行“茶土商品1965年香港市场竞争情况”（1966年4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88。

　　[17]广东省外贸局：《转发外贸部关于抓好当前对港澳出口几件主要工作的通知（1966年5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61。

　　[18]广东省外贸局：《印发〈对香港出口问题碰头会议〉纪要（1967年8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324-1-172。

　　[19]广东省外贸局：《关于我省对港澳出口情况的报告（1968年9月）》，广东省档案馆：302-1-276。

　　[20]广东省外贸局：《当前香港市场帝修反同我竞争和港英当局在贸易上对我歧视和限制的情况》，广东省档案馆：302-1-376。

　　[21]广东省外贸局：《转发外贸部“关于对香港出口问题”的通报（1968年8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376。

　　[22]广东省外贸局：《省外贸工作会议严亦竣同志传达全国外贸工作发言（1971年）》，广东省档案馆：324-2-110。

　　[23]国务院办公厅：《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纪要（1974年8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235-2-95。

　　[24]广东省外贸会议会务组：《一九七二年香港市场的变化和今年发展趋势的估计（1973年2月）》，广东省档案馆：324-1-84。

　　[25]《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307页。

　　[26]对外贸易部：《我部召开对港澳供应工作座谈会简况》，《外贸简报》1977年第28期。

　　[27]《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28]薛天栋、胡敦霭：《香港与内地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6页。

　　[29]全国计划会议秘书处：《参加广交会的香港华远公司工作人员提出加强我出口香港商品竞争能力的几点建议（1977年11月19日）》，广东省档案馆：235-2-244。

　　[30]广东省外贸局：《关于若干出口商品破旧立新的初步意见（1967年6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89。

　　[31]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著：《百届辉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32]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赴港考察团：《香港经济考察综合报告》，《国际贸易问题》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