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日本客商
广交会没有长期拒绝日本客商，对日本客商一度关门缘于日本实行反华政策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一旦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即重新对其开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贸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追随美国对华禁运。中国政府有意从日本入手打开禁运缺口，两国分别于1952年、1953年和1955年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协议）。毛泽东在1956年4月指出：“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取。”［21］因此，在广交会初创时期，日本是广交会客商的一个重要来源国。除首届广交会即1957年春交会到会人数无国别统计资料外，1957年秋交会到会外商268家，其中日商92家，占外商的3432%。1958年春交会实际到会外商只有277家440人，其中日商109人，仅次于香港的179人，占外商的2455%，占港澳以外地区到会客商的3123%。［22］
由于日本的岸信介内阁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4月，日本发生反华的“长崎国旗事件”。5月9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日贸易。广交会随即停止与日商的谈判，并宣布已签订的进出口合同不再履约。外贸部于7月17日发出指示：“在停止对日贸易以前，我部曾决定对日本商人来华，一般均由各专业总公司根据业务上需要自己决定，现对日贸易已经断绝，业务上对日本商人邀请已无需要”。［23］
广交会的对日贸易停止了近3年，直到1961年2月25日，外贸部发出《关于邀请日本商社参加今春广州交易会》的指示。3月18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奉命拟就一个40家日本商社的名单。其中，日本商社由日本友好团体或人士介绍，并经外事办廖承志副主任审批；华侨贸易商名单则经侨委会审核。仅邀请40家日本商社当然“供不应求”。个别商号如和昌通商公司经理北井让治自行来到香港，拍电报要求参加交易会，但贸促会未予邀请，理由是：“以免其他商号又提出要求来”。1961年秋交会，继续邀请部分日本友好商社参加。1962年春交会邀请的日本商社数大大增加了。到1962年10月，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订关于中日贸易的备忘录。至此，广交会的对日贸易完全恢复。［24］
3对其他国家客商
对于其他国家客商的邀请政策，则视双边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以1960年前后为例：关于亚洲国家：（1）对以色列，外贸部明确指示不与其进行贸易，但对居住在第三国的以色列商人可以同他们做买卖（只要不把货物装运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商人来信询问有关贸易等事项，一般不予答复。（2）停止从马来亚进口，对马来亚出口不收马币作货款。原因是马来亚当局敌视中国。（3）第三国购货直接装运他国。如港商向我买货，要求将货物直接发到柬埔寨的金边，照过去指示不能做。（4）香港商人将我出口商品转销台湾，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一定意义。如港商不说明而自行运往台湾则可以做。对与欧洲国家贸易的限制主要是在进口方面，出口则多无限制。［18］广交会对于邀请欧洲国家客商也很少限制。
三
今天，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已成为历史，甚至鲜为人知了。考察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可以分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取向。
首先，国别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局限性
客户邀请的国别政策实质上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客商“厚此薄彼”的差别待遇；反映了改革开放前“政治挂帅”，经济服从于政治、外贸服从于外交的时代烙印。在国内方面，广交会的举办工作隶属于财贸系统，但对外方面则又归口于外交系统。广交会遵循国别政策就意味着有选择、有限度的开放，即使对允许来华参加交易会的客商也并非全面开放。按外贸部、外交部1958年初的相关规定：来自未建交国的外商，凭护照经深圳入境到广州参加交易会，停留地区只限广州。外贸部同年8月的通知指出：参加秋季广州交易会的国外客户，应设法安排在会期内洽谈业务并做成交易，不宜再分散旅行其他口岸。外贸部、公安部1964年的通知规定：外商到内地洽谈贸易的地区，限上海、北京、天津3市；到内地游览旅行的地区，限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杭州6市，其他地区一律不予批准。［25］
广交会国别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就外部条件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在这种情况下，邀请美国客商参加广交会不仅没有必要，可行性与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就国内而言，则与“左”的错误逐步升级有关。1959年9月，外贸部指示：对于从联邦德国进口应严加控制，除非国内急需而又从其他国家买不到的，原则上不应向联邦德国订购。但上海局“只从价格便宜、交货快、品质优良”的角度考虑，有些可以不从联邦德国订购的商品也订购了。如进出口公司购进高级金笔塑料，因联邦德国价格比英国稍微便宜和为提前完成进货指标，竟不考虑政策，改向联邦德国订货。同月，外贸部鉴于缅甸政府对华不友好，指示各公司暂停同缅甸做生意，上海局竟通过华润公司找港商向缅甸政府招标。上面两个事例显示，在国别政策实行初期，外贸部门对于执行这一政策还不太适应。［26］
其次，国别政策对于中国的外交斗争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有促进作用
国别政策较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通过发展双边贸易，加强了相互支援和友好合作，增进了彼此了解和友谊。透过广交会邀请客户的国别政策，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和分析双边关系冷暖亲疏的历史演变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严格遵循国别政策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当时，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苏贸易急剧下降，而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因政治和外交关系尚未大规模开展。中国对外贸易陷于“空窗期”。1956～1965年，中国外交迎来第二波建交高潮，但建交国家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尤以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居多。［27］
值得注意的是，广交会还承担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任务，包括举办商展会，援助对象主要是越南和朝鲜。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朝鲜代表团时建议朝鲜、越南分三步走：第一步，请朝鲜、越南派几位专家参观广交会；第二步，我们在广州辟一个位子给他们参展，介绍商人直接与他们洽谈；第三步可请商人到平壤或河内去参观成交。据此，1964年秋交会、1965年春交会，越南和朝鲜政府都派出代表团来参观。1965年夏，越方提出秋季来广州举办展览会。7月3日，外贸部向国务院建议：对越南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要积极帮助。关于是否给越方建馆，外贸部主张挤出1座旧展馆即可，广东方面则建议在文化公园建3000平方米的新馆。越南在广州办展的事务性工作，包括接待、安排展品、陈列商品所需物料等统由广东省协助办理，费用由越方自理。关于业务上联系，包括介绍客户、市场情况等统由外交部负责办理。外贸部还建议，如朝鲜也要求参展亦可按此意见办理。对此，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先后批示同意，并批准建一座1500平方米的新馆。［28］
再次，仅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而论，国别政策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
国别政策以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划线不一定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严格限定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货物进口或许是有效的，但对出口则不然。正如周恩来所说：“出口是两方面的事情，你要出口，必须看人家要不要。”［29］事实上，由于符合国别政策的国家与地区客商应邀来华参加广交会的意愿不高，导致了广交会客户邀请的低到会率。例如，1958年的春交会，邀请客户6323户，遍及80个国家和地区；实际到会1526户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应邀到会率为2408%。［30］而且从经济利益上讲，民族主义国家来参加交易会并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是完成了出口任务。但如果我们不从对方购买商品，卖得多不一定对我们有利。对此，李先念副总理说：“民族主义国家，你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认为你欺负他。生意是不好做的。每年顺差，这不要那不要，结果他们派了个部长来了。主席说，短账不要了，一笔抹掉。”［31］
国别政策也有积极的一面。中国为支持各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对它们所需商品尽可能给予供应；许多友好国家为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供应了中国所需要的重要物资。［32］而且国别政策还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于亚非拉国家客商，广交会并没有一味迁就，也顾及国家的经济利益。即便是1967年秋交会，“对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如阿联、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商人，一般可不主动邀请”；对柬埔寨也因有较大顺差不邀请私商参加；“几内亚今年贸易额已经用完，可不邀请”。［7］同理，广交会对于美国等国家客商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在对待我国台湾地区客商方面则更为灵活。例如，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任务之一是“寻找机会与台湾建立和扩大贸易关系，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开展”［33］，后来广交会尽管没有主动邀请台商，但有不少台湾同胞以侨商身份参加了广交会。
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国别政策早已成为历史，但“回到历史现场”，国别政策不宜一概而论。
［ 参 引 文 献 ］
［1］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百届辉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00届纪念（1957～2006）》，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一九五七年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方案》，广东省档案馆：304-1-9-3。
［3］舒自清：《交易会闭幕工作报告（1957年11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9。
［4］《1958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的具体做法和要求》，广东省档案馆：304-1-19。
［5］《对外贸易部关于参加1961年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外国商人要求来内地参观和洽谈业务问题的请示（1961年4月26～28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987-07。
［6］《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邀请客户工作细则（1963年6月22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123。
［7］《转发外贸部“关于秋交会邀请客户掌握原则的通知”（1967年10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68。
［8］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邀请客户参加交易会需注意的几个问题（1968年3月19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94。
［9］《香港华润公司对东南亚商人过港接待及进行交易等工作情况（1958年4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19。
［10］对外贸易部：《请即催促客户参加广州交易会（1961年4月21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74。
［11］《邀请摩洛哥有关人士参加中国广交会事（1964年4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07-00858-11。
［12］《邀请布隆迪派人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事（1964年4～10月）》，外交部档案馆：108-01049-03。
［13］《巴基斯坦经济代表团访华并出席广交会（1965年3～5月）》，外交部档案馆：105-01714-05。
［14］外交部、外贸部：《邀请突尼斯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事（1964年3～11月）》，外交部档案馆：107-00866-09。
［15］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我不能予以考虑美国一商人参加交易会（1963年9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122。
［16］《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委员会”要求与我接触商谈中美贸易等（1963年3～7月）》，外交部档案馆：111-00498-01。
［17］《没收进口美国汽车零件之车蜡五罐、鲤鱼钳六支等由（1960年1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58。
［18］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0年3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324-1-84。
［19］《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中美贸易问题”（1972年3月22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117。
［20］《秋季交易会美商到会情况及反映》，《外贸简报（1975年11月14日）》第60期，广东省档案馆：235-2-220。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22］《1958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总结》，广东省档案馆：304-1-20。
［23］外贸部：《关于对来华日本人控制问题的指示（1958年7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18。
［24］欧阳湘、李光和：《从广交会看中国一九五八年停止对日贸易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5］《对外贸易部、公安部关于审批外商参加广州交易会后来内地洽谈贸易、旅行游览问题的通知（1964年4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337-11。
［26］中央批转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上海外事处、外贸局执行外事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1960年7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222-2-3。
［27］《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28］《关于越南要求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博览会事（1965年7月3～13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1298-03。
［29］全国计划会议秘书处：《参加广交会的香港华远公司工作人员提出加强我出口香港商品竞争能力的几点建议（1977年11月19日）》，广东省档案馆：235-2-244。
［30］《1958年春交会邀请和接待工作总结（1958年5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04-1-20。
［31］《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交易会同志时的讲话（1972年10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324-2-114。
［32］《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33］《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工作规划（1956年）》，广东省档案馆：304-1-9-29。
［责任编辑：杨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