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9年10月，新中国已经走过了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60年历程，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东亚病夫的古老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战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人口由1949年的5.4亿增长到2009年的13.3亿的情况下，人均GDP从70元左右增加到26000元左右，60年里增加了370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这些都是在中国人均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的成就究竟是怎样取得的？这已经成为今天国内外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1999年，笔者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在新中国诞辰60年之际，笔者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2010年1月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在主持修订时，笔者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重新进行了思考，有些思考已写入书中，有些思考则还没有能够在书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成文，与专家学者作一个交流，以期得到指正。

一、应该从二百年的现代化历史看这六十年

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我国就可以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了。按照我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看，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可以甚至略微提前达到的。这样看来，从1840年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遭受侵略到实现现代化，将用200年的时间。如果将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史，放到这20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考察，视野也就更宽，认识也就更深刻了。

　  从200年看这60年，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晰，对这60年的成就和失误的判断也就更加准确了。

　  第一，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里，一般没有将社会革命纳入研究的范围，马克思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如果不研究此前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它。不看前100年，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家安全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就不能很好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的，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就不能理解新中国前30年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会在经济建设中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会特别强调精神激励。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激励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成本最低的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与的革命，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从经济上补偿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了解这一点，才会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低收入和高积累的30年里，中国要实行彻底和平均的土地改革和抑制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而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第二，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在1840年以来长达100年里，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动荡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即尚处于传统生产力水平上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社会精英集团带领他们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也始终肩负者这个伟大使命，因此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在这里，由于中国人口多和底子薄，积累能力极低，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决策上，60年里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而且经常是面对两难选择，例如：关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都要权衡利害，因时制宜地制定制度和政策以及随时变革，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和胶柱鼓瑟，这也是6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和政策变化频繁的根本原因。这里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关于工业化中的“大仁政”与“小仁政”的论述；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两个“大局”的思想；胡锦涛提出城乡关系的两个阶段和用科学发展观取代GDP至上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政策的得失、意义，往往需要从20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看清楚。

　  第三，新中国前30年与后70年的关系。从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看，即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虽然可以依靠对外掠夺资源，但是仍然在国内对工人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以加速资本积累。而新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从外部掠夺资源和积累资本，国内的人均收入又极低，尚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因此，不管采取哪种制度和方法，都不可避免有一个生活困难的阶段。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经济学家称：“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在她的资本蓄积初期，人民生活之必须压低，是不能避免的，这对于生活程度已经非常低下的人民，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事。”[1]新中国前30年，实际上就是这种资本蓄积的初期。只不过中国在这个时期，是实行了全国人民共同压低消费的“平均主义”方式，以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教育、医疗卫生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的60年，来看新中国的100年，就会更加明白这个高积累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后来发展所必需的。即使到今天，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我们仍然在实行高积累的政策，扩大内需13年来“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证明，只不过这种高积累是通过市场之手而不是政府之手来实现的。

二、理解中国：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着眼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和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其体制又被学者称为“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制度[2]，并使古代中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前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世界的前列。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了中国地域辽阔和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需要。

　  但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帝国，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尽欺凌。于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反封建的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抵御国外的侵略和实现社会稳定。1949年以后，正是长期在“大一统”制度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统一意识和强大的政府传统，使得独立的中国作为一个巨人重新站立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仍然延续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则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在人口多、底子薄、积累少的情况下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另一方面，则容易忽视地方的特点和压抑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曾经说：“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3]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长期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建立起符合国情、有利于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发展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变迁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出发，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大一统”制度，对于中国这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能够坚持不懈地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根本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目前，不但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国观念和强大的政府传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崛起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经济发展都很不平衡的今天，这种国家统一观，也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和文化的高度智慧。这也是笔者在主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为什么率先将香港、澳门、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考察范围并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至1952年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保留市场机制下的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其结果是好的。（2）1953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和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和下放都表现为行政性的、全面的，结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始终没有找到和建立令人满意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权力集中的时期比权力下放的时期经济形势要好。（3）1979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恰好与第二阶段相反，其基础是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恢复市场机制过渡，其特点是由初期的中央集权到分权再到部分集权，由于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仍然没有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权力的集中还是下放，都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危害。（4）1992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权力划分已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划分开始真正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向良好方向发展。

　  纵观新中国60年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经济关系的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一方面必须照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应允许部分地区发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将给予地方政府较多事权和立法权；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统一市场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权力则呈加强趋势，即事简而权大。（2）要想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既要必须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又要做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一致。（3）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国家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集权很容易，并且集权往往是中共政府的自发倾向，例如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就不断向中央集中。因此，要求中央政府经济权力的集中，必须与它的管理能力相一致。

此外，从大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还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使得国内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与一般小国不一样，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举措，会遭遇到来自更多国家和利益集团的阻碍。

三、赶超发达国家：六十年矢志不渝的理念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始终是中国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因此，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党和国家选择制度和政策的最优先考虑，就成为我们把握和解读60年经济史的一把钥匙。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6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

　  新中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石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如果仅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科学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的。（1）这是与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分不开的。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不成规模体系微弱的重工业不仅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2）这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既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又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这对于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要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来说，苏联经验所具有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政策。（3）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从大的方面讲，这些作用有以下三点：（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了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5.4%。（3）较快地改善了生产力布局，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是比较经济合理的行为。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2)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降低了积累比例(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工资、企业留利增加等)，由此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从而推动满足其需要的轻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变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对外贸易方面，则由“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4)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调整了过去过于强调平均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校正，它在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导致了80年代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尤以获得自主权的农民发挥的作用最大，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始终追求而没有实现的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而且为城市的改革和政府的投资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和充足的财力支持。

四、趋利避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地分析了大工业发展产生的全面影响：“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世纪—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年—1945年），后帝国主义阶段（二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瓜分完毕，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他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在对内方面，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70年里，其经历既有被侵略压迫的痛苦，也有共同发展和“两个利用”：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朝鲜战争更加剧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而且新中国对单一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也使中国远离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中国从这个阵营得到援助和拓展世界市场的大门也基本关闭，中国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的，是由落后的危机感而激发的。而这种危机感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改革开放，又是由于两个重要认识的转变。没有这两个重要认识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1）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得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6]。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2）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五六十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作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8]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道路。新中国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离不开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离不开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离不开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五、过犹不及：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边界的划分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4000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官僚垄断政府机构位置，“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就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两国的军事冲突使得国际环境变得严峻起来，作为求强求富的工业化来说，新中国政府更着重于其求强的方面，即尽快建立能够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工业。“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市场机制与过高的经济增长指标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资源配置方面发生矛盾，遂导致了全面急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保证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

　  在上述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划分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取消，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大量引进外资，使得工业化中的投资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政府的角色也逐渐由唯一决策和实施者向领导和协调者转变。1992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尽管大的体制框架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提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明确提出了政府角色的转换。在这里，怎样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和如何确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领导协调作用，是转换过程中最为突出和紧迫的两个问题。

综观60年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曾经经历了一个从集权到分权再到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50年代通过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府不仅将宏观经济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而且将微观经济的经营决策权也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改革开放前，则是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努力维持这种经济权力集中于各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在农村“包产到户”和吸引外资绩效的诱导下，同时在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和企业要求“放权让利”的呼声中，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国民经济的管制，取消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同时也由于国营经济效益不高，政府更多地放弃了它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仅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比重，退出了一些竞争性领域、开放了一些过去垄断的领域，而且对国有企业也逐步实行了政企分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经济职能也逐渐明确，那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通过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二次分配机制以及公共产品服务体系，来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

六、意犹未尽：历史的启示和修订的遗憾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这60年，是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被侵略和战乱后，终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扫清了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并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上开始工业化的60年。它不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200多年历史中经济发展最关键的60年，即经济发展奠基和起飞的60年，也是一个经济落后且人均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成功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60年。

　  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离开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把握，就无法正确解读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史。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善于学习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善于在国际环境中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中国的发展才能实现赶超，才能少走弯路。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还充分证明：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发展条件，虽然发展的目标可能与许多国家是一致的，都是要消灭贫困、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历程也都是要经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就发展的途径来说，则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方式等方面，都必须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方式和道路。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两种体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60年间，中国为了实现快速、公平和全面的发展，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探寻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今天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急剧的体制变革中，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地吸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扬弃其短处，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笔者在主持此次修订时，虽然也曾力求使学术水平上一个台阶，接近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由于能力所限，仍然存在不少遗憾，就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三点：（1）对新中国这60年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两难选择的论述还不够充分，感觉还没有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程度给读者以充分的了解。（2）对新中国60年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论述还不够充分和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尤其缺乏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众所周知，新中国60年的产业结构变化，实际上是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二是第二产业内部因赶超式发展而出现的产业结构急剧升级，两种产业结构变化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这种关系还没有梳理清楚。又如对前30年建立起独立工业体系这个结论，也缺乏量化的分析，而这是新中国经济史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3）对人民社会生活的情况和变化的论述也略嫌不足。人民的消费水平、结构及其偏好，不仅是我们认识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及其原因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认识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及其原因的重要依据，这个方面的情况介绍不够和分析不足，自然会影响读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全面认识。这些缺憾，只能寄希望于下次修订时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