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经济发展之路

　　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曲折徘徊，犹如大江东去，波澜壮阔。在6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有共和国领袖人物高昂的热情、忙碌的身影、殚精竭虑后的选择、富有远见卓识的决策……

　　“四面八方”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是，恢复经济却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恢复生产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打压政策，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大多处于困境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民资企业一度搞过投机生意。在他们的投机企图被人民政府挫败之后，其生产积极性不高，从而造成生产锐减，大批工厂商店歇业和倒闭。因此，恢复生产困难重重。

　　对此，毛泽东早就洞若观火。他知道，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就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毛泽东制定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重点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早在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时，就谈到这项政策。他说：我们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毛泽东虽然把“四面八方”的政策谈得很清楚，但当年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共产党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而在共产党内，也有许多人持不同看法。在高级干部中，就有不少人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的，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就不必再联合资产阶级了，主要是与他们斗争。如果在政治上需要团结他们的话，在经济政策上则不能对他们让步。

　　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并亲自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他多次找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谈话，阐述共产党“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还多次和陈毅、陈云谈这方面的政策。陈毅、陈云对毛泽东的思路理解得较深刻，他们在工作中，也很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陈毅的努力下，上海荣氏集团主要人物荣毅仁理解了党和政府的政策，率先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全力按共产党政策办事。荣氏集团的行动，带动了上海一大批资本家，出现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发展经济的良好局面。

　　毛泽东还专门派刘少奇去天津。当时，那里许多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停工了，大批工人失业。原因是资本家和工人两个方面都对党的“四面八方”政策不理解。刘少奇到天津后，亲自到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厂里搞调查，和资本家谈话，找工人座谈，做他们的工作。在刘少奇的有效工作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开始良好合作，共同发展生产。

　　通过各方面努力，新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共和国此后实行“一化三改”奠定了基础。

　　“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中国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和人民迫切希望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中央领导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很快就发现了冒进的问题，希望通过舆论宣传抑制冒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陆定一、胡乔木具体指导下，中宣部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发表。

　　这篇社论的发表，对抑制冒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的八大后，在掌管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导干部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又有所抬头。

　　党的八大闭幕不久，在1956年lo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经济冒进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的问题。前3年的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今年的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他还说：我们搞建设，“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赞成。制止过热成为周恩来、陈云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的共识。1956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查和控制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投资项目。

　　但是，毛泽东却对反冒进持怀疑态度。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在周恩来、陈云分别就经济、财政、粮食问题作报告后，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观点。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向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说：“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不赞成反冒进，他主张要促进，而且，这番关于打破平衡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要保持平衡的观点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对陈云提出反冒进意见时讲的要压缩l957年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有很大保留。

　　当时关于反冒进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在党内凸显出来，毛泽东也没有把反冒进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但是，到l957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日益高涨，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大跃进。既然要搞大跃进，毛泽东就把以前陈云等提出的反冒进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提了出来，开始“反反冒进”了。

　　在1957年9日至l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此后不久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准备访问苏联之前有一点空闲时间，便与陈伯达等人一起讨论，要起草一个关于批判反冒进的文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中点明：“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竞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开会，又开始批判反冒进。不久，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笔者注)在南宁召开。会上，毛泽东一连发表3次讲话，批评反冒进，同时强调了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

　　陈云没有出席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因此，他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南宁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反冒进的责任，但他对坚决主张反冒进的陈云，明显表现出了不信任。

　　在1958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不得不检讨了自己反冒进中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的财贸工作的错误，自己负主要责任。不久，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上，确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毛泽东设想：要通过批判反冒进，来开大跃进之路。而且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全面开动宣传机器，反右倾、鼓干劲，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史称“成都会议”——笔者注)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反冒进，而且把这次批判的话说得更重了，他把反冒进和不反冒进，提到了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不得不又一次就反冒进问题做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