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改革开放；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

　　［作者简介］肖翔，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苏煦阳，博士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1BDJ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电子工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呈现出技术革新速度快、通用性广、渗透性强的特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竞争的焦点。改革开放前夕，在与发达国家电子工业存在代际差距的背景下，邓小平敏锐指出：“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成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导性产业。1978—1992年，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道路，为日后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电子工业发展历程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些研究从行业史的角度讨论了电子工业发展历程及结构演变；一些研究讨论了计算机工业、显像管工业、电器工业等电子工业细分行业的历史变迁；一些工业通史从工业化的角度探讨了电子工业的发展。上述文献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但是较为系统地讨论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研究仍待深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抓住赶超型发展这一重要特征，力图揭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制度优势、释放改革开放红利，推动电子工业加速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改革开放初期电子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补课，而国际上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悄然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电子技术在军用装备领域率先得到应用，引起了党和政府对电子工业的高度关注，对电子工业发展进行了统筹规划。1950年重工业部成立了电信工业局，负责全国电子工业企业的统筹发展。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将半导体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列为选定的重点项目之一，强调对于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等研究领域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优先给予各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1963年5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成立，肩负起对全国电子工业的规划与建设进行统筹管理的重任，推动了电子工业从电子管时代向晶体管时代升级。为集中力量实现电子技术的关键突破，在近乎空白的电子工业基础上，我国最大限度集中了当时有限的资源，在计算机、核电子、雷达、微波技术、半导体等多个领域独立自主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1958年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103机诞生，填补了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空白。经过多年奋斗，我国形成了以军工为主的电子工业体系。“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列入援建重点的电子工业项目有10个，共投资5.55亿元。1966—1976年，我国对电子工业三线建设投资近26亿元，约占电子工业35年（1949—1984年）基本建设投资总数的1/3。虽然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电子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在结构、技术和布局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电子工业的生产规模有限，消费类电子工业发展尤为滞后。1978年我国电子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6%、日本的15%。由于长期遵循“以军为主”的生产方针，我国电子工业的民品产量较小。1978年，日本彩电年产量超过800万台，美国更是达到1067万台，而我国当年产量仅3800台，彩电的关键元件——彩色显像管还无法自主生产。消费类电子工业发展滞后不仅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且难以形成电子元器件稳定的市场需求，影响电子工业的升级换代。

　　电子技术与发达国家存在代际差距，电子产品质量仍然有待提高。20世纪70年代，美、日等国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生产不断取得新突破，而我国电子工业总体仍停留在晶体管时代。70年代末，全国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相当于日本一家2000人的工厂月产量的10%。国际市场上畅销的电子钟控收音机、彩色电视机、收录唱三合一音响设备等产品在我国仍处于生产的探索阶段。一些居民用几年缩衣节食积蓄的钱买回国产电视机后，因存在质量问题而“疲于奔修、屡不奏效、叫苦不迭”。

　　工业空间布局有待完善。从国际经验上看，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产业集聚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和技术扩散，有利于电子工业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前，我国电子工业在战备环境下过分强调分布的“山、散、洞”，一些电子企业分布较散、企业之间生产联系较少，难以形成集聚效益。

　　电子工业在调整中的恢复与发展

　　如何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缩小我国电子工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电子工业要争取时间加快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电子工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指导下，电子工业实现了恢复与发展，为日后电子工业的赶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调整电子工业结构失衡

　　“调整”是新八字方针的重点，通过对军民产品结构调整，电子工业结构失衡问题得到缓解。民用电子工业的初步发展也为日后电子工业赶超打下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国家军品订货任务大幅度下降，众多军工电子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亏损现象比较普遍。例如，1979年，北京东光电工厂由于订单数量减少，电路库存积压达到近200万块。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推进电子工业的军转民成为当时电子工业调整的重点。1980年，《第四机械工业部直属企业民品暂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重申电子工业是“军民结合”的工业。一批军工电子企业把一部分技术力量转向民品研制开发，建立起现代化的民品生产线。例如，以生产军用雷达为主的四川长虹机器厂积极根据市场需求改变产品结构，1978年依靠原有军工技术自行设计建成一条手工作业、人工传动的47厘米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到1982年，长虹机器厂各型电视机年总生产能力达到30万台，位居全国先进水平。1982年，成都市国光电子管厂（776厂）与南京712厂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微波炉。在民品短缺的条件下，军转民推动了电子工业结构调整。1980年和1981年，第四机械工业部系统的民用电子产品分别回笼货币21亿元和25亿元，完成了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贡献。1982年5月，第四机械工业部与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合并组成了电子工业部，在管理体制上实现了由单一的国防归口管理到专业化的转变，为日后民用电子工业的加速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

　　（二）电子企业整顿

　　1978—1982年，电子工业开展了企业整顿，为日后电子工业赶超奠定了良好的微观基础。改革开放前夕，企业效益差、经营混乱是困扰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难题。1982年《电子工业部关于部属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印发，决定对全国预算内的1606个电子工业国营企业陆续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治理整顿。整顿主要内容包括：领导班子建设、职工队伍建设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规章制度建设等，整顿提升了电子工业企业的效率。1982年上半年，第一批整顿的34个部直属企业完成总产值4.3亿元，比1981年同期增长9.2%，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提升10.5%。被列为整顿试点企业的北京798厂，经过整顿，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825.6万元、利润877万元，达到该厂历史最高水平。

　　（三）电子工业对外开放的初步探索

　　在与世界先进电子工业存在代际差距的背景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我国推动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逐步缓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的禁运政策也逐步放宽，为电子工业实施大规模技术引进创造了良好条件。1980年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1981年要安排1亿美元进口显像管、集成电路等关键元器件以解决生产的配套问题。1981年，北京电视机厂从日本松下公司引进年产15万台的彩电生产线，产品质量达到当时国外同类机的先进水平。该生产线生产的14英寸“牡丹牌”彩色电视机凭借出色的质量进入香港市场。从1979年到1982年上半年，北京电子仪表工业局主要围绕电视机、收录音机、计算机的技术改造，对外签订引进技术、生产线、关键设备合同45项，共用外汇2923.25万美元。1978年，陕西彩色显像管厂开始从日本引进彩管技术，1982年，该厂试生产出的37厘米和56厘米彩色显像管均达到国际同类型产品水平，使我国彩色显像管制造技术前进了15—20年。

　　走在对外开放前列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劳动力优势以及优惠政策，引进国外电子产品的生产线，通过开展投资少、见效快、简便易行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融入国际大市场。从1980年起，深圳的华强电子工业公司边筹建边组织职工接受香港的来料加工，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取加工费180万港元，获利49万元。1981年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开始对日本三洋电机公司开展“三来一补”业务，“当年创汇325万港元，利润111万元”。

　　（四）电子工业在调整中恢复发展

　　1978—1982年，我国电子工业在调整中恢复并稳步发展，1978年电子工业总产值为71.94亿元，1982年达到110.73亿元。1982年我国彩电生产突破29万台，超过历史产量总和。但是这一时期也存在关键电子元器件生产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仍不适应电子工业发展要求、生产线出现重复引进等问题。198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指出：“过去的问题，一是引进成套设备太多，二是重复，三是没有同时买技术，四是自己又不钻研，没有很好消化推广。”

　　总体而言，1978—1982年，电子工业通过调整缓解了军民结构失衡问题，经过整顿提高了电子企业生产效率；技术引进以及经济特区的“三来一补”，为电子工业的增长释放了“开放红利”。这些举措促进了电子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为日后赶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化改革中电子工业的加速发展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后，电子工业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000年电子工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三番”的战略目标。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加快电子工业发展，使电子工业部门成为军事电子技术装备部、国民经济电子技术装备部和人民文化生活电子产品供应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释放的改革与开放红利促进了电子工业加速发展。

　　（一）国有企业的下放、空间布局调整与加强横向经济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是我国电子工业生产的主体，激发国有企业经营活力成为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关键。企业下放是这一时期简政放权、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1985年1月，电子工业部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相关规定，制定了《电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设想》，强调今后要进一步开展部属企业的下放。北京和四川两地率先进行了电子工业企业下放试点。1985年，电子工业部将四川的38个部属企业及附属单位下放，依托各企业所在城市进行管理，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属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管理的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电子工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四川省提前两年实现了“六五”计划指标。1986年6月底，电子工业部直属的170个电子企业全部完成了下放。其中，电子工业部与贵州省协商确定，将振华公司作为整体下放到贵州省，而不再拆分下放到所在城市，开创了集团式下放的先例。从1984年到1987年，振华公司21个企业连续四年无亏损，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19%，利（税）平均递增16%。国有企业下放提高了企业自主权，有利于电子工业企业更好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在国有企业下放的同时，国家有计划地对三线企业中的电子工业企业进行了空间布局调整，缓解了三线电子工业企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矛盾。例如，198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关于三线企业调整方案的报告，批准原址在四川广元的旭光电子管厂、青川的新光电工厂、仁寿的庆光电工厂三个电子企业调迁成都市新都县建设，成都逐渐成为重要的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之一。经过空间布局调整，三线电子工业企业过度分散的局面有所改变，逐步形成了电子工业的集聚效应。

　　国有企业下放后，电子工业传统的纵向隶属网络被打破，企业市场的横向联系逐步建立。早在1980年7月，全国首个中央部属与省市地方管辖电子企业的经济联合体——中国南京无线电公司就宣布成立，公司以南京无线电厂为核心，包含了南京地区37个地方企业。牵头企业南京无线电厂于1984年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并在1987年以“熊猫”电子产品为龙头，联合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40多个单位成立了熊猫电子集团。1986年，电子工业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具体规定》，为各地推动电子企业之间横向联合、加快电子工业经济体制改革规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年，117家隶属电子工业部、广东省和深圳市属的企业进行联合，成立了深圳市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电子集团建立后，先后与美国、法国、日本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多家客商，以及国内27个省市170多家单位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结束了深圳电子产品完全依赖外商出口的历史。

　　通过加强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电子工业逐步形成了中小企业与特定大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供应网络也比较稳定，有利于提升电子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二）其他所有制企业兴起与电子工业的“多轮驱动”

　　与传统工业不同，电子工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工业，高科技企业是追踪前沿技术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中关村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在所属单位的支持资助下，纷纷创办科技企业，这些企业逐渐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济集聚效应初显。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11名职工创办了一家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的计算机公司，后改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次年4月成功研制出联想汉卡系统并投放市场。与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直接面向电子计算机前沿技术不同，中国高科技公司敏锐地把握国内巨大市场潜力，积极推动电子技术本土化，通过推广计算机应用的汉字化成功激活了国内庞大的电子计算机市场。

　　乡镇电子企业凭借价格优势异军突起，有效填补了我国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短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电子工业供求缺口仍然较大。到1984年底，全国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的家庭普及率分别为0.55%、6.94%、21.84%。较大的市场潜力使电子工业成为许多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例如，无锡的乡办、村办电子工业企业由1983年的121家迅速发展到1987年的281家，总产值由1983年的5726万元增长到1987年的3.19亿元。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机械电子工业产值已经达到34.17亿元。随着国有电子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许多国有电子企业也与经营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展开合作。例如，北京市一些乡镇企业积极同北京洗衣机厂（主要生产白兰牌洗衣机）相结合，在农村建立了协作厂、点36个，走出了一条专业化协作道路。其形成的“白兰道路”经验向全国推广，促进了乡镇电子企业的发展，缓解了电子工业产品的市场短缺。

　　1983年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明确允许电子工业可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逐渐成为电子工业微观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合资企业产值仅占我国电子工业总产值1.05%，到1987年，合资企业在电子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已经占到6.82%，实现产值29.1亿元。合资电子企业通常在技术、管理方面存在优势，能够带动国内电子工业的升级。1987年开工建设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是北京电子工业最大的合资企业，由北京电子管厂等四家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器企业集团共同兴办，公司先后投入批量生产的37厘米、49厘米、54厘米、74厘米彩色显像管等产品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民营高科技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从内部培育了发展电子工业新的所有制成分，而引进外资则通过外部嫁接的方式打破了电子工业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多种所有制兴起推动了电子工业由单一国有企业驱动向“多轮驱动”转变，促进了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

　　（三）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电子工业发展

　　技术、资本短板是制约中国发展电子工业的重要瓶颈，而丰富且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又是中国在电子工业竞争中独特的比较优势。这一时期我国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契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释放了电子工业的开放红利。

　　20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工业正处于技术升级加速期，有意愿将本国低附加值的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到其他国家。在中外技术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开展技术引进，促进了电子工业加速发展。1983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进步会议，批准了机械电子行业首批550项技术改造项目和采取的12项措施，并扩大了各省、市批准项目的权限，放宽了技术引进政策。1985年，江泽民指出：电子工业应“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步伐”。一批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与吸收，提升了技术水平，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例如，1984年10月，北京整流器厂与瑞典ASEA公司签订引进了全压接无应力结构大功率晶闸管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合同，使该厂生产的电子元器件达到国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1983年4月，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决定积极进行技术引进，地区以青岛为重点，产品以电子计算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电视机等为重点。1984年，青岛电视机厂从日本引进先进电视机生产线，产品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投资的1500万元到1986年就全部收回。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际分工不断深化，逐步从产品间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积极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承担了电子工业加工、组装等环节，融入全球电子产业链。1986年5月，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1000台“牡丹牌”14英寸彩色电视机出口芬兰，芬兰进口方对质量非常满意，要求追加订货4500台。1987年2月，电子工业部在深圳举办特区和沿海省市电子工业发展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电子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的转变，总的指导方针是“内联外引，工贸结合，引进技术，扩大出口”。1987年，我国电子工业出口总额达7.2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了1.4倍。其中彩电出口86.97万台、收录机出口513.7万台，两种产品出口金额均突破1亿美元。

　　（四）电子前沿技术赶超的战略布局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电子工业具有知识、技术和投资密集的特征，各国电子工业竞争的实质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技术引进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缩短中外电子工业差距，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1981年11月，邓小平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没有给我们一样先进的东西，连人口普查用的电子计算机都不给，而且别的国家要给我们，美国也不让。”同时，由于电子工业技术更迭较快，仅仅依靠技术引进很容易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中国电子工业要真正实现赶超，离不开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1984年，电子工业部强调对于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技术、投资密集型产品，原则上应由国家集中建设。1986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信息技术是863计划中7个亟需突破的高技术领域之一，大型智能计算机系统技术、光电子技术、信息获取与处理和现代信息技术成为其研究重点。“七五”时期863计划涵盖的五大民用领域中，信息技术领域的投入人数最多、项目最多，其经费达到整个民用领域科研经费的33%。对于信息技术的提前布局为日后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关键技术、通信网络技术、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五）电子工业实现加速发展

　　1982—1987年，中国电子工业实现了加速发展。1982年电子工业总产值刚刚突破100亿元，到1987年已经实现总产值427.4亿元。由于立足国内大市场，我国消费类电子产品迅速发展。1982年，我国家用电视机产量为592万台，远低于美国的1022万台、日本的1280万台。到1987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934万台，约占世界家用电视机总产量的19%，在规模上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彩电的国产化也取得重要突破，1987年底，彩电“实现了单机国产化水平达到85%以上，批量国产化水平达到80%以上”。在我国电子工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消费类电子产品存在产品质量参差不一、种类单调、低端投入过多等隐患。第二，投资类电子产品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改造和装备其他工业部门的重要手段，投入不足，品种不全、成套性差等。第三，我国电子工业技术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代际差距。这一时期我国电子元器件整体尚未完成从晶体管时代到集成电路时代的升级，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已经进入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1982—1987年，国有电子工业企业通过改革，组建企业集团，经营活力得以提升；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兴起为电子工业，尤其是消费类电子工业的规模扩张注入了新动力；我国电子工业还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契机，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我国政府对电子前沿技术也进行了战略布局，为日后电子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打下基础。这一时期我国电子工业在产品数量上缩小了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但产品质量、结构与技术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探索中电子工业的波浪式前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电子工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先进技术装备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凸显。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努力振兴机械、电子工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1987—1992年，我国电子工业既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又经受了市场疲软、西方国家制裁和经济波动的冲击，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电子工业再次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一）电子工业的行业调控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家庭积累的千元级购买力重点集中在彩电等电子消费品上，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地方政府热衷于引进家电生产线，在推动电子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中低端产业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化等问题。1987年，我国彩电生产增速达到63.29%，年产量655.3万台，是历史最高的一年。全国产品销售收入前100名的电子工业企业中大多是生产电视机及其配套件的企业，电子工业出现“命系彩电”的现象。1988年，全国生产彩电994.3万台，同比增长51.7%，电子工业产品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1989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彩电实行专营管理，并开始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发展基金。1989年3月，《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发布，明确规定电子工业应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和名优彩色电视机等高附加值产品，扩大出口以保证国家外汇收入。同时要求各地严格限制低质收音机、电子计算器等低级产品的生产。经过调整，1991年我国黑白电视机和中低端彩电产量减少，54厘米和更大尺寸的高档彩电产量显著提升，比1990年增长1.5倍。1991年7月，时任机械电子工业部（以下简称机电部）副部长的曾培炎指出，彩电工业进一步调整的对策是“增量倾斜”，促进彩电厂向集约化发展，强化其竞争能力。经过政府对电子工业的行业调整，1992年我国彩电和微型计算机的生产布局进一步向大企业集中，机电部重点支持的5家彩电生产企业，全年彩电产量已达计划内总产量的51.5%（不含合资企业）；4家计算机集团公司全年微型计算机产量已占全行业微机总产量的64.8%。

　　（二）电子工业微观基础的不断完善

　　我国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组建了一批电子工业集团，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一批新兴高科技公司也蓬勃发展，形成了推动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微观基础。

　　电子工业集团的组建与国有企业改革  电子工业集团打破了地区、部门、所有制的限制，充分发挥了电子企业的规模效应，成为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我国在企业横向联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电子工业集团的组建。1988年1月，地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陕西黄河电子集团在西安成立。集团以黄河机器制造厂为主体，以“黄河牌”系列产品为龙头，实行“技、工、贸”相结合，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经济联合体。四川长虹集团、甘肃长风集团、上海金星集团等也都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组建。以大型企业优势产品为龙头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了联合优势，扩大了经济规模，加速了产品开发和名牌产品的生产，提高了综合竞争能力。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成立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该集团主要开展电子建设工程、军民用电子系统工程的综合开发与建设以及军民用电子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开发等重要任务，承担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重任。

　　承包制改革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激发国有电子企业的活力。1988年，北京市电子办系统44户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部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按承包合同规定需上缴利润承包指标3343.9万元，实际完成了4189.7万元。其中，北京707厂通过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内部承包、浮动工资等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前7个月就完成了当年的承包利润指标。河南开封无线电一厂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变成开封市国企的亏损大户。1988年3月，该厂打破承包的区域界限，被石家庄环宇公司跨省承包，仅1个月就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亏损局面。

　　新兴高科技公司的发展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面向本土市场的高科技企业也不断发展。1986年8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将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王选教授多年研究的汉字电脑输入成果应用于激光电子照排系统，使我国印刷业从手工拣字、铅字浇铸跨越到电子排版直接印刷的新阶段。1987年9月成立的华为公司，不断加大对程控交换机的科技研发投入，每年以销售收入10%的比例提取新产品的投资费用。1992年，华为公司固定资产净值达到8118万元，生产程控交换机30万台，产值达到1.8亿元，销售收入1.5亿元，成为通信领域民营企业的佼佼者。中国高科技专业公司面向国内大市场，不仅推动了电子信息技术的本土化，也为日后电子工业的发展积累了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经验。

　　（三）电子工业外向型经济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电子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纷纷向海外转移，为我国电子工业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88年，我国电子产品出口产值达到78.8亿元，比1987年增长91.5%，占工业总产值的13.2%。我国电子工业的一批名优产品也逐渐在国际市场中站住了脚，如联想集团年外销微机板卡超过150万块，蛇口开发科技公司的计算机硬盘磁头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10%。这一时期，我国电子工业逐步从“三来一补”转向自行设计、生产为主，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附加值较高的整机设备出口不断增加。1988年，广东电子工业出口整机产品884.67万台（其中彩电74万台），创汇约1.99亿美元，占全省电子产品出口创汇额的64%。

　　1989年，我国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在市场疲软、资金困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制裁等多重冲击下，电子工业整体的生产与效益出现波动。1989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支持电子工业出口创汇。电子工业系统采取“开拓国际主市场、建立销售主渠道、建设生产主力军”的出口方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全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的背景下，电子工业出口依旧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1989年和1990年我国电子工业出口产值分别为90.35亿元和135.4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83%、44.52%。1992年电子工业全行业出口创汇达68.7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部门。电子工业外向型经济的逐步形成为我国带来了宝贵的外汇收入，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倒逼电子工业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

　　（四）电子工业技术赶超的尝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工业技术进步加速，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差不多每三年就更新一代。到80年代中期，我国电子工业整体还没有完成从分立器件向集成电路的转变，而发达国家已进入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阶段。国内64K动态存储器刚刚搞出样品，国际上却已大批量生产1兆位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要“组织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高技术研究，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是世界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我国技术突破的重点环节。

　　集成电路是这一时期国家战略部署的重点。1987年，我国集成电路年产量达到7667万块，比1986年增长超过50%，接近1982年产量的6倍。但日本此时的集成电路年产量已经超过100亿块。同时，我国当时批量投产的是3—5微米技术的集成电路，而国际上加工线宽0.8微米的集成电路已经大量投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成为国家“七五”安排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531”战略的推动下，我国自主开发成功了1.5微米设计规则的CMOS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成套工艺技术和1兆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只读存储器，使我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开发跨上了新台阶。1990年2月，机电部起草了开发1微米集成电路的项目书，目标是在“八五”期间将我国半导体技术提升到1微米，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机电部汇报后决定实施“908”工程，计划建设一条月投6英寸硅片2万块、技术水平为0.8—1微米，年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3000万块的生产线。在中央的部署下，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自主突破。1992年底，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银河—Ⅱ型10亿次巨型计算机诞生，填补了我国通用并行巨型机领域的空白，对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大型机的研制总体上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先进水平。

　　虽然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电子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但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竞争中仍处于落后地位。例如，“908”工程尽管在1990年提出时就强调要追踪国际前沿技术，方案中也明确要研发0.8—1微米技术对应的1兆位存储器，然而受一些西方国家制裁、资金不足等因素制约，1995年还未完全实施。而日本东芝、日电等公司于已于1993年开发出256MB存储器，工艺技术提升到了0.25微米的新台阶。相比大型计算机的技术突破，在集成电路领域，政府主导的技术攻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与市场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电子产品尚处于外延式扩张阶段，对集成电路技术升级提供市场支撑有限；同时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又不断受到国际冲击，技术升级面临严峻挑战。

　　（五）电子工业在波浪发展中前进

　　这一时期我国电子工业在波浪中前进。主要表现为：第一，电子工业增长速度虽出现波动，但整体来看仍发展较快。1987年我国实现电子工业产值427.4亿元，1988年迅速增长至599.2亿元，比上年增长40.2%。但1989年电子工业产值仅增长5.8%，1990年也仅增长6.1%。经过两年调整，电子工业生产结构得到优化，一些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行为及时刹车。1991年，我国电子工业增长速度开始回升，1992年，我国电子工业产值达到1086.76亿元，总量已经接近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第二，许多电子工业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缩小。1992年，我国家用电视机产量稳居世界产量第一，其中彩色电视机产量已达到1270万台，超过日本和英国、德国等国家，接近美国的彩电年产量。第三，电子工业技术取得跨越发展。1992年，我国集成电路生产超过1.3亿块，推动了电子工业从晶体管向集成电路时代升级。我国计算机发展水平总体也达到了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

　　我国电子工业在波浪式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电子前沿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距离。第二，电子产品结构仍有待升级，低端收音机、电视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线重复建设现象仍然存在。第三，电子工业溢出效应仍待强化。1992年，我国投资类电子工业比重仅占19.2%，日本则为47.8%，美国更是高达74.5%。投资类电子工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电子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需要先进电子工业作为支撑的数控机床在发达国家占制造行业的15%—20%，在我国仅占1%稍多一点。

　　1987—1992年，我国电子工业在波动中总体上仍然保持了较快速度增长。通过行业调控，电子工业的同质化竞争有所缓解；微观基础不断完善与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都刺激了电子工业的规模扩张，一些重要电子工业产品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差距显著缩小。在政府推动下，电子工业技术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代际升级。但由于发达国家电子技术也在加速进步，我国电子工业技术仍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电子工业的结构、行业溢出效应等方面也有较大提升空间。

　　结 语

　　1978—1992年，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道路，整体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20世纪90年代后在信息经济时代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奠定了重要基础。

　　科学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是后发国家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重要保障。从电子工业发展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注重运用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电子工业的发展，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所阐释的产业政策中的“政府失败”。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要实现电子工业这一前沿产业的赶超，就更需要科学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电子工业发展中发挥了比西方国家更为强大的有为政府作用，主要表现在：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的短期行为，对电子工业进行了长期规划；运用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突破了电子工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瓶颈。另一方面，在1978—1992年电子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府对于市场不是替代而是创造，具有“市场增进型政府”特征，通过“军转民”、国有企业下放、组建电子企业集团等措施，助推了电子工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综合运用比较优势与大国优势是中国推动电子工业技术赶超型发展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积极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通过承接电子工业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嵌入国际电子工业生产大循环，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外延式扩张。通过回顾1978—1992年电子工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电子工业并不是简单的“以市场换技术”，而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始终坚持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在计算机技术、集成电路等重要领域追踪世界技术前沿。由于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电子工业技术进步也进入了加速期，我国电子工业中的一些重要领域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在独立自主研发中，我国逐渐形成了电子工业的人才队伍与研发团队，促进了知识的积累，避免了韩国等东亚国家电子工业聚焦于组装加工环节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囧境。

　　形成央地合力是中国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突出，成为许多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地方电子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大多具有体现技术进步的特征，推动了电子工业的加速增长。当然，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下，地方政府也存在盲目追求外延式扩张、“重数量、轻质量”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中央对电子工业的行业调控抑制了地方重复建设的行为，优化了电子工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健康发展。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是电子工业赶超型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我国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组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推动了电子工业尤其是电视机等消费类工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不断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激发了电子工业微观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电子企业的兴起实现了电子工业发展的多轮驱动。国内兴起的高科技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细分的专业优势，推动了电子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本土化，激活了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为20世纪90年代迎接信息化浪潮创造了良好条件。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