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经济纽带，又是文化符号。当代中国茶史研究应实现宏观“扫描”和微观“深描”，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历史和现实，国别史和全球史四个方面的结合，需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视野进行审视。在当代，不同的主体生成了原始档案、志书、年鉴、发展报告、资料汇编等不同类型的大量资料，部分机构和学者据此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发现新议题新论域，开拓研究新境界，亟须梳理当代茶叶政策、管理体制和机构的变迁，挖掘当代茶史突出特性和茶叶发展的现代性，突出教育、科技、人才在茶叶发展史上的过程及其作用，并强化茶史领域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

　　［关键词］茶；文化传播；当代学术史；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

　　茶是中国文化中的桂冠，它起源于中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饮料。《自然》杂志称：“除了白开水，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全球每天消费超过20亿杯。”陆羽在《茶经》中将中国茶史追溯至神农，但神农茶事杳然不可考，更多被视为茶史的传说时代。近现代以来，考古领域有了诸多新发现：西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植物遗存被鉴定为茶叶，距今2100年；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墓地出土了茶叶遗存，这表明1800年前中原茶叶已经被输往遥远的高海拔地区；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煮（泡）过的茶叶残渣，这将茶史提前至战国早期偏早阶段。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都发现茶叶遗存，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或更早，中国已经以茶为纽带和标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饮茶圈”和社会生活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茶在中国被开发和利用后，围绕采茶、制茶、买卖茶、品饮消费茶产生了新的行为、制度、思想和文化，纳入历史研究视野后，形成诸多研究议题。中国古代茶叶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因发酵程度不同逐渐产生了绿茶、红茶、黑茶等茶类，各茶类又有多样的外观和形态，这属于技术史的范畴；茶具有体积小、价值高、生产和消费区域不一致等方面特性，使其成为理想的大宗贸易商品，这属于商贸史的范畴；茶可以用来纳贡、分赐群臣、征税入榷，又可以被政府管控用以羁縻少数民族，这属于政治史、税制史、边疆史的范畴；从唐代开始，茶在对外交往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或礼物馈赠，或对外贸易，或向海外传播制茶技术、品饮技巧、生活方式，这属于对外传播史、文化交流史的范畴；茶又给文学艺术带来了一股清风，相互激荡下催生了一批优秀的茶诗、茶文、茶画、茶歌、茶舞等，这属于文学史、艺术史的范畴。总之，茶以独特的禀赋融入中国文化，以茶为媒介和载体，生成了新的历史，产生了《茶经》《大观茶论》《茶疏》等一批古代典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近代以后，英国、荷兰在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发展茶产业取得成功，日本也探索出一条适应自身特质的茶产业转型道路。相形之下，中国传统茶叶生产经营模式相对落后。茶业界不断有关于衰落、变革、复兴的探讨并付诸具体的行动和措施，在“冲击—回应”历史叙事模式之下，史学界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系列研究。回顾中国茶史时会发现，研究者视野大多聚焦在古代、近代，已经形成了一批充满洞见的学术著述，如隋唐、宋代、明清、民国时期都已有茶史断代研究。此外，有关茶史的资料汇编工作也形成一定规模和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茶业从低谷又重回巅峰。目前中国茶叶产量全球第一、出口总量和金额位居世界第二。但就茶史研究而言，情况却不容乐观，无论是当代中国茶史的本体研究，还是基于茶史学术议题的开掘，都尚处于初步阶段，相关成果比较零散，这与当代的茶业发展实践不相称。有学者指出当前茶史研究的双重困境：“因为茶史研究往往只关注过去，对今天的茶业状况不甚了解，所以茶史研究对当代茶业的影响力极小，研究成果只能在小众群体中传播；而当代茶业则只关注经营和效益，对茶史漠不关心，所以当代茶业不能充分吸收茶史研究的精华，从而显得浅薄、无根。”因此，重视当代中国茶史研究，特别是从中挖掘具有深度的学术议题就极为迫切。

　　茶与烟、酒、糖等是当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消费品，也是用于礼尚往来的重要社交品。在中国的乡村或者城镇街道，随处可见售卖烟酒茶的招牌，对于城乡居民来说饭饱后一杯“余茶”是其日常。但从事历史研究时，如只从生活和消费的个体视角探讨当代茶史则难以发掘其中的整体价值与意义。因此，在开展当代中国茶史研究时，应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视野。

　　（一）创新当代中国茶史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茶史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四个方面的结合。

　　宏观“扫描”和微观“深描”的结合 当代中国茶史研究要在总体历史把握与考察中关注个案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实现“大历史”和“小历史”的融合，应采用新文化史学“深描”等方式让茶史有细节和生命力，同时又呈现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就中国茶史研究领域而言，在从微观出发探究宏观历史价值方面，王笛有关“成都茶馆”系列著述已做出开拓性研究。他以茶馆为空间载体分析了其与社会改良、公共利益、国家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窥见地方文化特性与“现代同一性”之间的博弈。继早期研究之后，王笛在《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公共生活的恢复：改革开放后的成都茶馆、民众和国家》（《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等论文，特别是2018年出版的专著《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和复兴，1950—2000》中，再次通过茶馆这一微观世界透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在这部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在激烈社会变迁中的茶馆所折射出的断裂性与连续性，“揭示了在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变迁以及国家对茶馆生活的应对”。在通过茶史探讨当代中国的微观史和宏观史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与特殊、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来理解和诠释。

　　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结合 当代中国茶叶产业已有70余年的发展史，应采用长时段的方式分析茶史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变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失败和国内茶产业的凋零，吴觉农等提出“茶业复兴计划”，做了大量分析，撰写两部专著，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茶业复兴的设想、纲领和方略并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为改变中国茶业在国际市场上相对落后的状态，“茶业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话语统合。茶业的发展和繁荣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要使命。在此背景下，茶业的组织形式、产地保护、品种改良、技术变革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是茶史相对稳定的议题。如汤锐的一项研究，以山东日照为例，展现了农业领导干部、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结合”背景下在“南茶北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民国时期的茶业复兴更多是与产业和科技发展有关，当代茶史发展在这两个维度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变化，那便是茶文化的复兴。澳大利亚学者席格伦认为，茶文化在中国正被“重新发掘”和“重新利用”，以此强化独特的中国身份认同感和民族性格。而在茶文化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当代有了新的研究论域。如在引入文化遗产概念后，与茶相关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快速挖掘和发展，中国茶文化的多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席格伦还认为，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文化线路遗产被纳入一种“流动叙事”之中，描述了随着时间推移的人员、物资等的流动与交流如何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双向视角的结合 当代以前，中国茶史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论域和议题，如古代茶史中的茶法和茶政问题，近代当代茶史中的成瘾性消费品、饮料和消费革命、资本与权力支配、变迁与路径依赖、产业和技术现代化、贸易与全球化等。从长时段来看，其中的一些稳定性结构及相关研究话题在当代茶史研究中仍旧存在。以国家在茶叶购销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茶叶在巩固和稳定边疆作用等方面为例，在古代围绕茶马法形成了大量文献，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出台了统制政策和国营政策，对此，王晓燕、郑会欣等人已有较为充分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在茶叶的统购统销、内销和外销等方面推出了很多新政策，从而影响了中国茶业的发展走向。刘长林等聚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研究了该问题，但还有大量时间段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茶叶购销同少数民族政策结合，将传统的边销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茶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方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就需要将传统历史议题与当代现实相结合，运用当代新生成和正在生成的史料努力开辟茶史研究的新格局。

　　国别史和全球史的结合 当代中国茶史首先是国别史，是研究中国这个空间和地域上所发生的以茶为对象的历史，但还应树立总体史或整体史观，关注跨国家和跨地区、跨文化的茶叶历史，弥补民族国家视角的单一性问题。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曾选派福建、湖南、云南等地茶叶专家到非洲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国援助茶叶生产，这些国家也曾派人到中国学习。此外，包括当代中国饮茶方式、与茶叶相关的原创概念在全球传播的情况等，都应纳入当代中国茶史研究，但这些方面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张静红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一度衰落的茶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下得以重新激活，在其主要城市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等都有贸易商和茶文化教育者、爱好者向该国公众传播中国茶叶的品饮与辨识方法；澳大利亚本地民众茶叶消费群体展现出“带有排他性的混合性”，即采取了保持距离和排他的策略。澳大利亚学者则重点观察布里斯班，研究了该城市“中国茶道”的郊区茶馆、佛光山佛寺举办的“茶禅”以及“小壶泡法”的茶叶培训课程等饮茶实践的具体案例。有学者曾指出，中华茶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还包括当今世界上的华人文化，即便没有生活在中国，只要是华人，喜欢饮茶品茗，那么，他们也归属于中华茶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从事当代中国茶史研究时，不仅要涵盖海外华人，还应进一步将接受中国茶文化的外国人也纳入其中，进而实现国别史和全球史的结合，以茶为媒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例证。

　　（二）拓宽当代中国茶史研究视野

　　当代中国茶史研究除注重上述四个方面结合外，还需要有总体视野，以提升研究格局。

　　当代中国茶史研究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 有学者以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晚清与英国、美国的对比，分析了茶运与国运的关系。民国时期，吴觉农等一批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茶学专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茶叶改良和革新的系统方略，但这一宏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茶叶事业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复兴，其发展和繁荣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家是一个产业发展兴衰最大的底色，国运盛则茶运兴，国家强则茶人幸。因此，研究当代中国茶史，一方面要在国家总体发展的历史叙事之下，看待茶叶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另一方面要系统总结茶史发展的经验和模式，进而为民族复兴叙事提供具体实践和支撑。当前，已有部分著作在民族复兴的视野之下，以某一产茶区、某一茶类、某一茶文化活动为中心展开了记述和研究。

　　当代中国茶史研究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 近代中国茶叶之所以面临快速衰落的命运，是因为英国、日本等国摆脱了对中国传统茶叶生产、制作和流通模式的依赖和学习，在其殖民地或本国探索出茶叶发展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为茶叶事业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中国茶科技、茶产业、茶文化也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具体来说，中国独自培育了众多本土茶树品种，拥有了独特的中国味道；形成了六大茶类上千种名茶，与国外以红茶绿茶为主、相对标准统一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提出了茶艺等当代概念，以深厚的中华文明为依托、培育出中国茶文化独特美学气质；等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野和方法论，充分发掘当代中国茶史的规律和特性，能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

　　当代中国茶史研究还需要树立“共同体”理念的视野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是全球最早发现和开发利用茶叶的国家，经过不断传播和发展，最终为全民族所共享；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为边疆少数民族居民源源不断地提供茶叶；而边疆地区的藏族酥油茶和甜茶、蒙古族奶茶等，也是中国茶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茶叶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俄罗斯学者伊万·索科洛夫认为：“在中国，人们不仅是掌握了种茶和加工的全部技能，而且向全世界传播了一套包括茶叶知识、沏茶器皿和工具、品茶礼仪在内的饮茶文化。”中国茶叶不断扩大“朋友圈”，带动并促进了各个国家本土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让世界茶文化“大观园”丰富多彩，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近年来，由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组织面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茶和天下”·雅集品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以茶为媒，推动中国茶和茶文化走向世界，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史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当代中国茶叶史料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且仍在不断生成之中。茶叶史料是在茶叶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这需要一定的创造主体，而这些主体又是史料的拥有者和保存方。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经营和管理体制历经多次调整，农业、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曾制定政策和法规，或者调整茶叶管理职能，产生了大量文本，这些是研究当代茶叶发展宏观政策变迁的重要史料。1949年成立的中国茶业公司（现为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全国性专业公司，是宏观政策的重要执行方。该公司在各地成立或整合了众多分公司和机构，其名称、职能和经营范围屡经调整，形成丰富史料。1958年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茶叶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964年成立的中国茶叶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1992年成立的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管），1993年成立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农业农村部主管），1991年建成的中国茶叶博物馆（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直属单位）等，同样有大量的当代茶史史料。《茶叶科学》《茶叶通讯》《茶叶》《茶博览》《茶艺月刊》和湖南广播电视台茶频道等众多以茶叶为主体的期刊、广播、电视等，也是茶叶史料的重要生成方。与烟、酒、糖等产业度相对集中或者至今实施国家专卖的行业相比，茶叶全产业链所涉及企事业单位和人员极其庞大，据称2020年从业人员超过7000万人。因此，当代茶叶史料可谓浩如烟海，但目前这些史料分散于各主体各地方，不易查阅，且没有经过整理、未成体系，如何将之用于茶史研究是一大难题。与古代、近代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文献档案汇编、资料集成相比，当代出版的茶史史料集尚十分稀见，目前可查有二。一是《宜都红茶厂史料选》，共7册，收录宜都红茶厂1951—1961年的企业档案和中国茶叶总公司中南公司与宜都红茶厂有关的档案181卷，约100万字，涉及实物期货贸易贷款、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内容。二是《工业文化研究：国家工业遗产安溪茶厂》，该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与安溪铁观音集团的合作成果，介绍了安溪茶厂自1952年成立以来的档案情况及价值，并“选辑了安溪茶厂不同历史时期的具有代表性、能反映企业发展不同侧面的档案”；据估计，安溪茶厂1952—2021年的全部档案（除账本类财务档案外）约428万字。在云南西双版纳、大理，四川雅安，湖北咸宁，湖南益阳等，这类存续时间久、历经多轮改制的当代国营茶厂还有不少，其档案亟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

　　中国历来有修志的传统，志书内容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涵盖各种主题，但往往以某一地域为中心，一般是地方政府组织编写的，故称为“地方志”或“方志”。某些地域会有特色产业，往往还会编辑专题性方志。在中国南方的众多地区，茶是当地重要产业或特色文化的代表，于是以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或地方政府委托的学会、编写组或学者等为实施主体，编撰形成了一系列茶志。当代中国较早编撰茶志的地区，往往是茶叶历史和文化资源比较深厚的地区。1983年，陕西省紫阳县在其县志基础上组织人员编写茶叶专业志，次年形成内部刊行的初稿《紫阳县志·茶叶志》，该书为当代地方茶叶志编纂提供了实践经验。此后，《湖州特产志·第二辑·（茶叶专辑）》（湖州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湖州市郊区农业区划办公室1986年编印）、《德清县茶叶志》（《德清县农业志》编写组1986年编印）、《名山茶业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凤庆县茶叶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建茶志·闽北茶业志》（南平地区茶叶学会1996年编印）等相继编撰出版。进入新时代，随着地方各级政府对茶产业投入力度加大，茶志编撰工作日趋繁荣，中国文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在有意识地组织出版茶志，助推了各市县编撰茶志的热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编撰出版的茶志超过百部。

　　《湖北茶叶贸易志》是最早由经营主体编撰的茶叶志。该志编写方是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湖北省茶麻分公司。在改革开放初期，该公司全面负责湖北茶叶经营、加工、进出口贸易工作，故书中论述了1949—1984年湖北茶叶历史的发展状况，涉及收购政策、边茶供应、茶叶出口和价格、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变迁。《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年）》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茶叶长时段的发展历史。2000年，浙江省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承修《浙江省茶叶志》，并于2005年出版。

　　随着国家市场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与国有企业职能转变，公司贸易志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更多聚焦企业内部，史料价值有所降低。1985年，吴觉农编成了《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由农业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这部书史料价值较高，但视野主要聚焦古代，对于当代茶史研究关涉较少。茶叶科学研究机构也编有志书，如《杭州茶叶试验场场志（1955—1987）》（杭州茶叶试验场场志办1989年编印）、《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志》（《所志》编辑委员会1998年编印）、《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志》（《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志》编委会2005年编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志（1938—2018）》（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版）等。其中，《杭州茶叶试验场场志（1955—1987）》“根据方志的体例，以横排门类，纵述事实”，从地理环境、茶叶生产和科研等方面记述试验场历史，为其他同类志书的编写提供了范例。国营茶场志有《贵州湄潭茶场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版）、《西藏易贡茶场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版），其中后者系统记录了新中国西藏茶产业发展的成就。上述志书以经营单位、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等为主体，通过对茶叶历史的记载和梳理，借此观察当代中国茶叶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目前全国性的茶叶总志只有“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但该书以茶叶名称为中心，过于条目化，史料价值相对有限。有些地区在茶叶志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的茶叶史，如《德清县茶叶史》（浙江德清县农业志编写组1988年编印）、《临安市茶叶史》（临安市茶叶局、临安市茶叶协会2005年编印）。这些茶史带有浓厚的志书风格，以资料性为主，古今杂糅、专论当代的内容相对较少，且发行范围极其有限。

　　在茶叶史料体系中，茶志是特定单位或区域在长时段发展历史的记述，而年鉴、发展报告、资料汇编等则呈现茶叶在短时段内发展的情形。从2008年起，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联合组织编写《中国茶业年鉴》，收入了来自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的数据，全面系统反映了当代中国茶业的年度建设成就和经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编写各自年鉴，如云南省农业厅的《普洱茶年鉴》（云南科技出版社2017年版）；文博机构也有年鉴，如《天福茶博物院年鉴》连续出版多年。1996年以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皮书系列”研究报告，其中收录不少茶叶年度发展报告，如《中国普洱茶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报告有一定的研究与史料价值。2010年起，李闽榕等人组织撰写《中国茶产业发展报告》形成“茶业蓝皮书”，截至2024年底，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出版8部。其中有产业的总报告，有专题发展报告，有各主产区的区域研究，有茶类的专题报告，有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探讨，还有代表性案例的分析。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商业部茶叶局曾组织编写三辑茶叶技术革新资料汇编。此类研究性的发展报告、资料汇编等，如能长久持续，将是当代中国茶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基于现有史料，有学者在研究方面已经有所开拓，其中以吴觉农、陈椽等老一辈茶史学者为代表。在民国时期，吴觉农是茶叶复兴和变革的积极行动者，编写了大量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他走上国家农业部门的领导岗位，但并没有因此停止研究的脚步，1984年，他主编的《茶经述评》核心内容是注释陆羽《茶经》。但《茶经述评》并没有拘泥于经典著作注释本身，而是用较大篇幅展开述评，这些述评不少内容是将当代茶史与古代茶史对比研究。陈椽编写的《茶叶商品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茶叶贸易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茶业经营管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茶叶市场学》（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分析了中国当代茶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在茶文化领域，余悦的《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一文，提出在当代中国茶文化实践基础上构建茶文化学科及其路径问题。进入21世纪后，将茶叶领域分为文化、产业、科技三大板块的路向越来越明显，并由此拓展了当代茶史的研究论域。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茶史研究需要将港澳台地区的茶史统摄进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港澳台地区历史演进与中国大陆不完全同频，但在茶叶发展史方面有诸多共相，甚至是深度交流和交融的。民俗学家娄子匡等学者提出的当代原创性概念“茶艺”曾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点事件，并影响了中国大陆的茶艺馆发展走向；台湾师范大学邓时海《普洱茶》一书论述了普洱茶在港台地区的历史与价值，对云南普洱茶热潮起到风气先导的作用。而在新中式茶饮发展方面，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则是同频共振、相互激发的，并由此催生了新的饮茶风习和范式。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是中国台湾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行业协会，该公会生成了大量文献，其1918—1988年的档案现收藏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总计988卷，且全部数据化以供公众查阅。以该公会的档案为基础，已出版范增平《台湾茶业发展史》（台北市商业同业公会1992年版）、陈慈玉《台北县茶业发展史》（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4年印）、徐英祥等《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会史》（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2000年版）、许贤瑶《台湾茶业史研究》（乐学书局2023年版），台湾区茶输出业同业公会还编著了《台茶输出百年简史》（台湾区茶输出业同业公会1965年版）。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些茶史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篇幅论述当代发展，值得肯定。当然，中国大陆有关学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不涉及当代，但在2024年作为普通高等教育茶学专业教材时将所关涉视野拓展到当代。遗憾的是，该书当代部分的内容并没有涵纳港澳台地区茶叶发展历史。希冀将来学界在编写茶史著作时，应补足这一缺漏，并关注港澳台等地区茶叶流通、消费和茶文化发展的历史。

　　推进当代中国茶史的研究不仅在于文献资料的纂集和整理、断代专史撰写和出版，更在于开拓切实的研究议题，借此凸显茶叶专门史在整体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与古代和近现代相比，当代茶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代表性成果十分稀缺。故开展当代茶史研究时，需要前文所提出的“四个结合”“三种视野”，开拓研究的新论域和新议题。

　　研究当代茶叶产业政策、管理体制和机构的变迁问题 在古代围绕贡茶、榷茶、茶税、边茶等形成了一整套茶政和茶法，近代则推出了茶叶检验等法定规制手段，这些问题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部分制度，又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做出了一定调整。这对茶叶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归口管理机构、经营模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茶叶贸易体制确立、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纳入计划经济时期二类物资管理，到改革开放初期议购议销、放开边贸市场和外贸市场经营权等一系列过程中，在茶叶属性的国家定位、主体博弈等方面有众多可供开掘的议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同样有不少与茶叶有关的典型案例可资分析。新时代以来，各项扶持政策对茶业发展和繁荣的促进作用，以及茶业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也需要从历史维度展开探讨。在当代，茶叶经历了从换汇物资到富民“叶子”、从乡村支持城市到城市反哺乡村、从家庭副业到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等众多变迁。研究中要注意，当代部分茶叶产业政策与古代和近现代性质已完全不同，如当下仍在实施的边销茶储备、免税政策是满足少数民族生活消费的保障政策，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

　　研究当代中国茶史的突出特性和茶叶发展的现代性问题 在政策和制度等宏观环境因素之外，当代中国茶叶发展还有独特的规律与特征。在产业领域，创造了众多区域公用品牌，这些品牌部分属历史延续，部分是当代新创，而区域公用品牌的历史和现实资源以及企业品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从中可以拓展出地方性和统一性的话题。肇始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与茶饮茶具相关的生活方式，经中国大陆的传播发展，创新出了新中式茶饮、新中式茶具等，这些新型生活方式既以深厚的中华文明为底蕴，又适应了现代化的进程，在茶领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不仅如此，传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系列调试和改造的社会过程，从地方性的风俗习惯跃升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传统”。如中国推动设立“国际茶日”（2019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2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23年）等。在重塑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推进了共同目标的实现。席格伦在研究中国当代茶文化遗产时提出了“流动性叙事”的概念，借此揭示中国现代性话语和方式的问题。从当代中国史研究出发，该方面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具体学术问题。

　　梳理教育、科技、人才在当代中国茶叶发展史的作用及其过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民国时期初创的茶教育、科技、人才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70余年来，中国茶领域的教育改革探索、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工作不断推进，为茶领域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保障和支撑，在茶领域的国际前沿学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奖及领军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同时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形成完整的茶领域教育体系，这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但是，目前在茶领域科技方面，学者们多习惯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单篇研究成果，尚未撰写专门的当代中国茶领域科技发展史。在未来的茶史研究中，这方面需要重点加强，唯有如此方能彰显新中国在茶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强化茶史领域标识性概念等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茶史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标识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有的是茶叶品评鉴定、商品包装、饮用器具中的专业词汇，如制茶中的做形、闷黄、渥堆，普洱茶中的号级茶、印级茶、唛号茶，饮茶时的山场、茶气、茶韵，器具中的“茶道六君子”等；更有价值的是内涵丰富的当代原创概念，如茶艺、茶和天下、茶马古道、万里茶道、茶船古道等。这些概念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新概念，可从历史维度对其提出背景、发展理路、认知诠释空间、衍变和传播等展开梳理。特别是在从事概念影响研究时，不应只聚焦国内，还要将国别史与全球史结合，跟踪这些原创概念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在标识性原创概念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又创造出了自主的茶叶知识体系。以茶艺为例，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将传统茶馆转型升级为茶艺馆并形成了茶艺馆星级评价体系，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茶艺表演体系、茶艺师职业及其资格考试体系、茶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谱系等。史学研究者应采用概念史的方法，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茶史在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取得的成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知识谱系。

　　深入挖掘茶领域为人类发展进步所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发展，中国茶叶不仅推动了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带来健康和生态平衡，丰富了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多样性，而且还为全球茶文化的共同体格局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生动实践和典型例证。而今，这一过程仍在延续并推进到新的高度。例如，1979年，陈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创茶叶分类学说，提出六大茶类名称及其分类标准。这一学说为我国出台《茶叶分类》《茶叶化学分类方法》国家标准提供了依据。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分类体系和方法在2023年又上升为ISO国际标准（ISO20715：2023《茶叶分类》）。又如，当代中国诞生了安吉白茶、金骏眉红茶等广受欢迎的茶叶新品种或茶叶加工技术，复原了点茶、建盏茶盏烧制等长期失传的技艺，确立了普洱熟茶加工技术，等等。这些成果催生了新消费，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全球人民所共享，体现了中国智慧。史学研究者应进一步挖掘相关史实，借此彰显中国茶史的当代成就。

　　中国茶叶的当代实践及其辉煌成就，为茶史撰写提供了一座富矿。历史研究者应该秉持责任、使命和担当意识，将研究视野和关注重点转向当代。在具体路径方面，可首先加强专题论文的研究，开掘出有深度、有中国特色、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话题，在学术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次，在专论的基础上，形成当代中国茶叶发展的政策史、经济史、贸易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著作。最后，充分吸收这些专题论述，编写新中国茶叶发展通史或编年史，同时做好当代茶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逐渐形成系统的档案史料和文献集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在这个方面，茶史工作者责无旁贷。

　　［作者简介］宋时磊，文学博士，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