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关键词］工业企业；“比学赶帮”；“多快好省”；“质量第一”

　　“比学赶帮”运动即“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之一。“比学赶帮”运动的初始目标是通过“比”“学”“赶”“帮”等方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运动的持续进行，其内容、形式、规模均不断演化发展，最终成为一项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并在1964年达到高潮。正如同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今年是大比之年，大学之年。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正在全国城乡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此后，这场运动延伸至农业、教育、文艺等各个行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学界对这场运动已有一些研究，如《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以下简称既有研究）一文通过工业中心城市上海“比学赶帮”运动考察，对这场运动的经过做了大致勾勒。但因该文限于上海市，故关于全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的述论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运动的方针何以从“多快好省”变为“质量第一”？运动如何从基层推广开来并成为“自下而上兴起的群众运动”？运动的成效如何？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各类新发掘的资料，对上述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再考察，以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运动的方针：从“多快好省”到“质量第一”

　　既有研究指出，1959—1965年，上海“比学赶帮”运动的主旨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变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全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1959年10—11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亦称全国群英大会）召开，会议全体代表致全国职工书指出：“我们今后仍要继续和大家一道，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花朵开遍全国，迅速把今天的先进水平变为社会生产水平”。“比学赶帮”运动自此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由于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比学赶帮”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多快好省”也成为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主要方针。如1959年12月中共中央转批的《煤炭工业部党组关于开展大面积持续高产红旗竞赛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大面积高产红旗竞赛运动是煤炭工业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它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工业的主要途径”。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启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此后，“多快好省”方针虽仍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存在，但逐渐淡化直至最后被“质量第一”取代。其实，早在1960年6月，毛泽东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开展，上述指示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例如，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给我国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规定了总的方向。党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提出的”。由此可见，“质量第一”已成为当时城市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此后，在上海等工业城市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中，“质量第一”便成为其主要指导方针。例如，上海的“比学赶帮”运动主要是“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而展开，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学习内容也都与“质量第一”有关。例如，据统计，“华东各省单是第一第二两批来上海学习的人员，在为时不长的时间之内就学到了一万二千多条经验。这一万二千多条经验中，属于提高产品质量的有八千七百多条”。这表明，“质量第一”方针在基层单位已得到了初步贯彻落实。

　　尽管“质量第一”已成为“比学赶帮”运动中的主要指导方针，但“多快好省”依旧对工业企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运动中出现了“质量第一”与“多快好省”两个方针并重的局面。尤其是1964年“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展以后，基层工业企业更强调“多快好省”。但此时的“多快好省”已与“大跃进”时期完全不同，而是既要质量又要效率。如上海市重工业委员会认为，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质量第一与全面多快好省的精神，如果产量、节约等方面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应该首先保证质量，在狠抓质量的同时，必须努力降低原料、材料的消耗，大力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以降低产品成本”。

　　至1965年初，随着“三五”计划的初步制定，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全国正在开始进入组织一九六五年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比学赶帮”运动也随之开始向“多快好省”倾斜，生产中出现了只注意产量而忽视了质量的现象。在北京，特殊钢厂矽钢片的合格率出现了明显下滑，从1964年第四季度的95.8%下降到1965年第一季度的29.4%。而该厂第一季度“搞‘高产日’、‘高产周’，说是开展‘优质的高产冠军赛’，实际上专门表扬缩短冶炼时间，仅三月份就有十五炉钢报废，共一百零五吨”。同样，北京其他工业企业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部分企业甚至将质检人员也精简了。在上海，则存在部分企业“口头上讲全面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只注意产量，忽视了质量”的问题。如“上钢五厂二电炉车间生产的滚珠钢，产量虽然上去了，但钢锭夹杂、裂纹、缩孔等情况严重”。

　　针对上述问题，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1965年5月13日、16日，中共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先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工业企业发展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强调了“质量第一”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改正措施。中共中央于22日转发了上海和北京的报告，并明确指出：“目前工业生产形势很好。但在组织生产高潮中，又程度不同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有些产品，特别像钢材一类的产品，质量下降了，其后果影响甚大……各部门、各地区都要认真注意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让其自由发展下去”。在这之前，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就下发了《关于加强工业生产建设高潮领导的通知》，其中也明确指出：“有些企业片面追求数量，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人身和设备事故增加，任意加班加点的现象又出现了；有的单位甚至打乱了生产秩序”，并明确要求在“生产建设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检验制度必须坚持，质量检验机构和专职检验人员不得撤消”。由此可见，中央明确要求工业企业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必须妥善处理好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即“质量第一”是前提，“多”“快”“省”都必须由“好”中而来。

　　总之，随着“比学赶帮”运动不断展开，虽然先后有“多快好省”“质量第一”两个方针，但这两个方针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在“比学赶帮”运动开展中持续存在并不断融合。“比学赶帮”运动中的“多快好省”不单是数量的“多”，而是更加强调“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即在完成“质量第一”的“好”的前提下实现“多”“快”“省”。这也是“质量第一”方针在“比学赶帮”运动中演变的最终结果。

二、运动的过程：从中央指示到央地互动

　　既有研究已经阐述了1959—1965年中央关于“比学赶帮”运动的部分政策，论述了这场运动是如何在上海分两次发动的，但全国范围内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中央决策和地方发动的过程仍未厘清，尤其是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是如何由地方推而广之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一）在中央指示下发动的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

　　一般认为，195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是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的起点。但在这之前，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到全国群英大会前的几个月，中央便已着手布置开展大规模的劳动竞赛活动。例如，8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提出：“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30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类似的劳动竞赛。西安西北国棉一厂“掀起了‘先进帮后进，后进赶先进的’的竞赛运动”，济南工业企业也开展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天津工业企业则开展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劳动竞赛。可见，在中央指示下，类似的劳动竞赛成为广大工业企业提高产量的重要方法之一，且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生产运动。

　　全国群英大会结束后，上述劳动竞赛进一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比学赶帮”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6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表中央写的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并将之称为“鞍钢宪法”。中共鞍山市委在报告末尾明确指出：“要抓两头带中间，除继续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树立对立面，不断地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在“鞍钢宪法”的影响下，“比学赶帮”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更好地与技术革新运动融合在了一起。例如，云南提出了“技术革新运动和‘比、学、赶、帮’竞赛相结合”，吉林也把“比学赶帮”运动中的经验融入技术革新运动，并全面推广。

　　1960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要大大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由此，“比学赶帮”运动又与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1960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入开展以班组为基础的劳动竞赛》的社论，指出：“随着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新高潮，已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战线上掀起来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组织群众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迅速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办法”。“比学赶帮”运动与增产节约运动再次紧密结合，其主要目的即“保粮保钢”。

　　上述“比学赶帮”运动的热潮一直延续至1961年秋。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必须办和可能办的事情，应当实事求是地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地办；凡是办不到的事，决不能勉强群众去做，以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在某些企业中间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的现象，必须反对，注意不再发生。一切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都应当有利于企业生产有计划、有节奏地正常进行”。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全国工业企业开始进入调整阶段，成规模的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基本停止。

　　总体来看，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是在中央指示下发后全面开展起来的，并在不同阶段经历了重心转移，但其开展的方式和形态经过几年发展基本形成，为运动的后续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劳动竞赛为基础的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从发动起便与增产节约运动密不可分，劳动竞赛是推进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方法。如1959年8月28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便明确提出：“开展劳动竞赛，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至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时，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则进一步总结道：“开展‘五好’比学赶帮竞赛是经常地、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好方法，不是临时性的措施”。可见，自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发动起，增产节约运动和“比学赶帮”运动已形成了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关系，增产节约为表，“比学赶帮”为里。这一现象贯穿始终，在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初始阶段尤为明显。

　　（二）在央地互动中发起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

　　既有研究发现，上海工业企业在1962年底已经形成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雏形，其重要依据就是当年9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交《关于中央局经委主任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对此做出的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在工业交通部门开展一个以支援农业、增加日用工业品和解决‘短线’原材料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恰当的、必要的。各部门、各地区须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发动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开展好这一运动”。但事实上，此前中央和地方就已经做了沟通，并进行了相关探索。例如，5月28日，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各企业的精减指标一经确定，对人员的安置处理应当加速进行，尽快告一段落。同时，希望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军工企业工作的领导，协同一致地抓好当前的生产工作，并且为迎接新的增产任务做好准备”。中央当天就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地党委必须责成管军工的部门，协助企业切实地抓紧当前的生产工作，既要保证完成计划，还要为接受新的生产任务，做好一切准备”。可见，即便在城市精简工作期间，党和政府也要求各地及早做好迎接新的生产任务的准备。随着全国城市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6日下发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各城市、各行业、各企业都要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先进班组的作用，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先进生产者、先进班组运动，积极组织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过，此时的城市精简工作仍在继续，故“比学赶帮”运动主要在上海等老工业基地推进，在全国的影响较小。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此后，各地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其中尤以上海、天津等工业城市行动最为迅速。在上海，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工作）者大会于13日召开，共6600余人与会。会议交流了先进思想和经验，对进一步鼓舞全市职工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热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工业企业等要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以“反浪费、查质量、赶先进”为中心，“使学、比、赶、帮的竞赛运动进一步具体化，真正做到学有榜样、比有对手、赶有目标、帮有措施”。

　　随着以“比学赶帮”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持续推进，各地掀起了一股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在上海，从1963年4月至1964年1月，全市有组织、有领导地到外省市学习的工厂有700余个、职工6400余人次，对口学习了1000多种产品、各种经验10000多条。除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组织2700多个工厂、22000多人到上海“献宝”，共总结50000多条先进经验。在天津，从1963年底到1964年2月，全市已有400多个单位先后派出3000余人到北京、上海、广州、东北等地学习先进经验，同时也接待了北京、上海等地近千人的学习参观。由此可见，1963年的“比学赶帮”运动已在全国深入开展。但正如前文所述，因增产节约运动与“比学赶帮”运动间的密切关系，“比学赶帮”运动在开展时常被冠以增产节约运动之名。

　　1963年10月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26日，中央转批了这一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安排，贯彻执行”，“努力增加生产”。12月3日，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批准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前后，《人民日报》先后两度发文宣传“比学赶帮”运动。一是11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新华社通讯稿《全国学上海上海学全国》，强调：“全国各地同上海之间的比学赶帮活动早就有了，但是那时候还只是个别或部分企业自发地进行的。现在，这项活动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而且已经变得更有计划更有组织了”，并明确肯定：“我国工业企业在比学赶帮运动中，缩短后进与先进差距的做法更扎实更有效了”。二是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比学赶帮齐争上游》，再次肯定了“比学赶帮”运动的积极意义。此后，部分地区迅速动员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推动了运动进一步深化。例如，武汉早在10月就组织了赴上海学习团，学习上海工业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2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了“学上海，学襄棉，深入开展比、学、赶、帮和‘五好’竞赛”动员大会，之后，全市掀起了更大的学习和竞赛热潮。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强调“今年是大学之年，大比之年”；要求“大学解放军，大学一切先进经验，活学活用一切先进经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随即全面展开。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广泛开展比学赶帮活动争做五好企业五好职工》，强调：“要从上到下地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的活动”。5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现在看来，企业里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应以‘五好’为目标，以先进为榜样，开展轰轰烈烈的比、学、赶、帮”。由此可见，无论是“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还是“工业学大庆”，中央都强调要充分开展“比学赶帮”。

　　196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比之年大学之年》，强调“比学赶帮是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好方法，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好方法。在今年这个大比之年、大学之年，我们应该虚心比较，虚心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完成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作出尽可能多尽可能大的贡献”。此后，“比学赶帮”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新的高潮。以常州为例，该市在25日便组织机关干部收听大庆油田政治工作经验录音报告，“掀起工业学大庆的热潮”。常州的经验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的肯定，并于3月9日在该报头版刊发了题为《把所有职工组织到比学赶帮运动中来》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常州市工业企业学先进的做法，其经验主要包括：“市的先进企业向全国的先进企业学习，其它企业向市的先进企业学习；企业的生产能手向全市的生产能手学习，广大职工向企业的生产能手学习。这样一环扣一环，能广泛发动群众，充分挖掘生产潜力”。

　　总体而言，两次“比学赶帮”运动都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多重互动下发动的，但彼此各有侧重。其中，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更多是中央主导，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则更侧重中央和地方的互动。

三、运动的影响：“群众运动的好形式”

　　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对全国工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充分激发了地方的生产积极性

　　如前文所述，两次“比学赶帮”均显示出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尤其是在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中，地方的自主性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本质上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进行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运动科学合理，中央充分尊重了各地、各行业和部门的不同特点，循序推进这场运动的开展。例如，1962年9月，中共中央所批转的《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中央局经委主任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凡是减人任务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企业，应当调过头来集中力量抓生产……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鼓足干劲，搞好生产”。换言之，没有完成减人任务的企业，其主要任务仍是精简职工。至1963年3月，中央仍明确要求：“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这个运动，将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新的指示和当地具体情况，另行安排”。其后，“比学赶帮”运动在主要工业城市率先开展起来，不断扩大，并最终影响全国。

　　随着“比学赶帮”运动不断深入开展，地方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运动的形式也得到了干部职工的普遍肯定。1965年3—4月，中央调查组在上海调查发现，“广大职工对运动多、口号多、开会多、头绪多，而研究生产、学习技术和休息的时间很少，反映强烈”。大部分干部群众都认为：“企业中有关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只搞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说，要把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五好’评比等等，都包括在这个运动里面，使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可见，“比学赶帮”运动基本上可以囊括各种劳动竞赛，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二）有效提振了全国经济

　　“比学赶帮”运动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展开，当时的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发展形势。正如毛泽东1960年7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在“比学赶帮”运动中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有效发挥，有效地提振了全国经济。

　　“比学赶帮”运动全面开展是在1964年，全国工业战线在当年也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例如，上海广大职工通过开展“比学赶帮和技术革新活动，做到了增产不增人，保证了全年生产任务的提前完成”，至12月22日，该市大批工厂已经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全面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实现了产品品种质量新跃进”。天津广大企业职工通过大力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促使企业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近1年的努力，到12月中旬，该市有120多个工厂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计划，其中，化工、纺织、轻工和机械等工业企业的产量较1963年同期增长了20%—60%。在各工业企业大发展的情况下，当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64年前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较1963年同期增长了15.7%，是1961年以来工业发展速度最高的时期。而1964年全年全国工业产值为1164亿元，较1963年增长了14.69%。至1965年，“比学赶帮”运动及随后的“比学赶帮超”运动提振经济的作用依旧得到了充分发挥。例如，北京在当年“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前完成了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和大部分重点产品的产量计划，试制成功了一千多种新产品，优质和一类产品的比重比去年上升”。总之，“比学赶帮”运动对提振经济有着显著作用。

　　（三）广泛树立起“质量第一”的思想

　　如前文所述，“质量第一”是“比学赶帮”运动的指导方针。为此，党和政府反复强调各工业企业必须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思想。正如1964年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在一切工作中，都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重视质量，防止片面追求数量”。在运动中，“质量第一”思想也通过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参加运动的干部职工。如上海市民华电线厂在运动中建立了“差距公报”和“差距情报”制度，通过多种形式的图表提醒干部职工明确该厂产品与国际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确保了产品质量，弥补了与先进之间的差距。广大职工为此称赞道：“有了这些制度，我们虽然身在车间，却可以眼看全国”。

　　1977年6月，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按照轻工业部《关于在全国开展“针织工业创大庆式企业开展社会主义厂际劳动竞赛”的通知》要求，决定在行业内“进一步开展以比思想、比干劲、比贡献为主要内容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要求所属各厂“努力提高质量，做到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虽然此时距1965年已达十余年之久，但基层单位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关于提高产品质量要求的表述与1965年中央关于工业生产“质量第一”方针的表述是一致的。可见，20世纪60年代的“比学赶帮”运动已使“质量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不断延续。

　　综上所述，“比学赶帮”运动的成效显著，不仅表现为困难时期工业产值恢复、经济提振等，而且表现为职工群众思想观念的显著变化。这是中央主导，有效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必然结果。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是党领导广大职工群众，在十六年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群众运动的好形式。这个运动，比起过去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运动都有所发展，有所提高。它集中了历次运动的优点，内容更加丰富，把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比学赶帮”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有益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良好实践，其经验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简介］陈碧舟，经济学博士，讲师，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分中心。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规划项目“上海市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1959—1965）”（2022ZDS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