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出现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开展对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学界责无旁贷。这对于深化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智慧,进一步增强治国理政本领,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行稳致远、不断前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2019年,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李端祥教授编著的8卷本《城市人民公社研究资料选编》丛书(以下简称《研究资料选编》),就是研究这一事件的重要学术成果。阅读后,笔者深深体会到这套丛书的学术分量与来之不易。
凸显了“资料原始,编著一体”的特色,构建了资料宝库
《研究资料选编》最大的特点是“资料原始,编著一体”。大多数史料都是来源于“原汁原味”的档案资料,作者利用这些珍贵资料先行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一,史料原始、珍贵且具补缺作用
该丛书纯文献资料(不含研究成果)共7卷、557篇,约300万字。文献资料的种类包括档案资料与报刊资料两大类。档案文献属首度问世的原始资料,原始性是其最大的特点。即使是报刊上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献资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只有极少数被利用过,绝大多数的报刊资料在文献利用上依然保持了“一次文献”的原始性质。《研究资料选编》的资料来源于从中央到地方几十家档案馆的授权档案,包括当时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档案馆。编著者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文献资料集合到一起,不仅系统勾勒出城市人民公社的历史进程,而且使人深刻领悟到中央寄予城市人民公社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初衷与期望。《研究资料选编》的另一亮点就是具有补缺作用。与农村人民公社历史研究相比较,城市人民公社历史研究滞后且薄弱,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料稀缺而难求。这一成果的问世,弥补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的空缺,为学界研究该领域提供了系统且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辛逸教授评价所说:“本书是国内外首套城市人民公社研究资料集,对推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的研究,助益良多。”
其二,史论结合,编著一体
《研究资料选编》整理与研究并重且多具新意。已故党史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曾说:“重大史料的出现从而改写历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对城市人民公社的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大量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昔日处于研究冷门的城市人民公社研究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支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题论文(即《研究资料选编》第1卷《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再研究》)均给人留下原创之作的深刻印象。大量原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有助于认识城市人民公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对既有成果提出新见解和新思想。正是凭借扎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坚持整理与研究并重,编著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新思想与新观点。
其三,开发了原始档案,构建了资料宝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研究就要有资料。在一定意义上,资料比研究更重要。过去,学界也许有人想到要研究城市人民公社这一课题,但苦于没有资料,只好望而却步、望“社”兴叹。即使有学者能在当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上找到一些社论与报道等相关资料,也远不能反映当年城市人民公社真实完整的全貌,更难以算得上真正的研究。《研究资料选编》从27个省、市、自治区的80余家档案馆收集了数百万字的档案,整理出100多万字的珍贵资料录入该丛书。其中,不仅有中央及各部委文件、“省、地级市城市人民公社档案资料”“县(区)、社级城市人民公社档案资料”,还有《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新华半月刊》《人民音乐》《人民公社》等几十种中央与地方的报刊中记载的社论、报道、评论、研究等几百万字的文献资料。
《研究资料选编》共300多万字,只是编著者收集到的城市人民公社文献资料中已整理达到出版水平的一部分。面对一座丰富的资料宝库,对此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当能从中得到他处难得的收获。尽管学界已有少量有关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据笔者了解,《研究资料选编》是第一套能给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原始、系统且珍贵史料的成果。
矫正了被曲解的概念,订正了讹误,分析了两种公社的异同
对于“人民公社”这一名词,人们耳熟能详,堪称妇孺皆知,学术界的研究也硕果累累。但不少人习以为常地把“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当成一回事,而未能区分“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这两种概念。如有的文章论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时,均未离开农业、农村、农民,很显然,这是把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混为一谈了。还有的文章在论述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时,自始至终在讲农村人民公社。更有甚者,有些颇有影响的著作亦是此种表述和思路,甚至有些词典也把“人民公社”词条仅仅解释为农村人民公社。例如,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201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均忽略了“人民公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市人民公社,而仅指农村人民公社。在《研究资料选编》出版面世后,这种错误的表述、被曲解的概念与片面的认识也可烟消云散了。从学理上说,这不仅仅是矫正一个概念或改变一种表述的问题,而是让人们对新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完整的认知。
如果说学界对庐山会议后特别是1960年3月后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些接触或了解的话,那么对城市人民公社从1958年8月至1963年前后的完整历史的了解,则可能就更少了。然而,《研究资料选编》以大量确凿的档案资料专门考证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在历史记述中只是“个别省市”的说法,证实在1958年就已有河南省、黑龙江省、北京市等24个省、市确实建立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并以大量史料论证了城市人民公社并非“有名无实”,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更完整的历史。
一旦“城市人民公社”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人们就会提出许多问题要求回答。诸如,中共中央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关系、毛泽东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关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关系、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以工人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关系、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关系、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在妇女解放内涵上的异同、在“民以食为天”视域下和粮食统购统销背景下农村公共食堂与城市公共食堂在粮食供应上的异同、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在影响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异同、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在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异同,等等。有兴趣研究这一课题的人们必将注意的此类问题,而《研究资料汇编》或已给出了编著者自己的答案,或提供了海量的资料供人们继续研究,从而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城市人民公社的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提出了学术增长点,体现了可贵的学术追求精神
这一课题对学界大多数人大概都还较为陌生,但人们在逐渐了解它之后,由于其研究尚且薄弱,当会有不少学者对此产生兴趣。然而,研究此课题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却不容易,对博士、硕士等年轻后学来说恐更难上轨道。为了避免研究上的重复劳动和浪费时间,特别是为了培养和提携学术后辈,《研究资料选编》的编著者就这个课题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点,担当了无私的学术引路人。编著者对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城市人民公社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多方面值得努力的学术方向。一是开辟新领域。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研究的官方史料挖掘已获得了显著成就(如《研究资料选编》),但包括口述史、底层台账、民歌民谣、图片照片、私人记录等在内的丰富的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则亟待开发和挖掘。二是探讨新课题。现有成果多是对中央文献及省会与地级市的城市人民公社的研究,而对县、镇一级城市人民公社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这些新的学术增长点、新的研究方向,可使学界与有志于城市人民公社研究的学者少走弯路,促使其早出成果。编著者能将自己的学术思考贡献出来,实为难能可贵。
习近平曾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李端祥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研究的8卷本《研究资料选编》(含研究成果)的出版,又何尝不是艰辛劳动、努力奋斗得来的呢?据编著者介绍,他在27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家档案馆及大量图书馆艰辛查阅资料期间,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冰雪严寒、炎天酷暑、辗转跋涉,“风餐露宿”习以为常。在北京大学“访学的第一个学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里度过的”。且不说该丛书8卷本篇幅的《研究资料选编》与研究成果的呕心沥血,就说近千万字的档案、报刊、文献资料收集的艰辛也一言难尽:设计谋划、跑腿求人、拍照复制、电子录入、整理校勘、考证遴选、分门别类、留存归档……每个环节都不能遗漏、不能粗心、不能错乱。事非经过不知其难,正所谓“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这种可贵的学术追求精神,恰是学界特别是年轻后学亟须发扬和效仿的。如果能做到此点,则不愁学术不兴旺,不愁科研无后继。
综上所述,《研究资料选编》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人民公社史乃至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史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助力。但其仍有两点缺陷与遗憾:其一,编著者在资料选取和编排上,辑入的都是境内官方文献,鲜有民间史料,境外媒体信息更是空缺。如能辑入一些当年城市人民公社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以及城市人民公社遗址、社员活动图片以及县镇一级人民公社的研究资料,就更为学界所期盼。其二,《研究资料选编》的校对还存在疏漏,如第1卷作者简介页倒数第3行的“原刊”,应为“源刊”。如有修订或续写机会,期待能补充尚有欠缺的研究资料并作更精细的校对工作。但瑕不掩瑜,《研究资料选编》不仅对城市人民公社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与前沿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为后续研究既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还拓展了人民公社研究的视域,弥补了学界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研究的不足。因此,该丛书丰富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研究,对推进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作者简介]唐正芒,法学博士,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411105;何洲,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11105。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