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分析

　　——评《攻坚克难补短板：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之路》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即中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40余年来，从提出小康社会构想到总体上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跨越。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经济建设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让占世界人口约1/5的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按照现行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7亿；中共十八大以来，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减贫成就巨大，其中以“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领域的成绩最为显著。筚路蓝缕，来之不易。回首走过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伴随脱贫奔小康历程的演进，阐述或探索其间成功案例与经验的文章、论著大量涌现，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其次是聚焦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两年则更加注重从新中国成立70余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来探讨这一问题。

　　2021年6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有贵的新著——《攻坚克难补短板：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之路》。该书立足于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宏阔视野，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阐述了党和政府在发展农业、农村及农民致富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再现了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从贫困、温饱到小康再到实现全面小康的光辉历程，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有机结合，从历史经验与理论高度概括了破解“三农”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为我们带来了农村迈向小康社会的多角度历史分析，是同类研究成果中史料扎实、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著作之一。

　　该书综观新中国成立70余年宏观经济演变与“三农”发展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阐明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及其要破解的难题

　　中国农村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弱质性问题，还面临中国所特有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经济难题、数量庞大的乡村贫困人口同步小康的区域难题以及人文发展水平有待跃升的社会难题等。这些难题表明，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涉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三农”本身，既需要跳出“三农”研究“三农”，将“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也需要把“三农”转型发展纳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长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考察，展开对破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研究。

　　该书在此基础上指出，促进“三农”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有突破性特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起至20世纪末，旨在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对于这个阶段，该书特别提道：“尽管以‘小康’表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性目标起于改革开放初期，但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水平的承上启下关系，特别是在推进偏重生产力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一致性，因而将其视为同一个大的阶段。根据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差异，则还可以将这一大阶段细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21世纪初起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快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三个阶段为中共十八大起至2020年，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战脱贫攻坚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这种分段方式梳理了贯穿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有关农业、农村的政策变迁及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作用，既使得该书较同类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划分，又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及特征。

　　针对需要破解的难题，该书以四章的篇幅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全面小康的历史推动力：一是“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助力‘三农’发展”；二是“以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三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协调发展”；四是“以共享发展的组织化增强‘三农’内生发展能力和促进共同富裕”。而且，该书还对其中每一个方面给出了确凿的政策依据、典型案例和数据资料，既增强了该书的说服力，又丰富了内容的层次性，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从工业化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农业农村变化的作用

　　破解“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这一难题，需要工业化为其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恶劣的内外环境，党和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三农”也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地位。该书对此给予了客观地陈述：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三农”在改革开放前成为资源净流出者。现代化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以后，从1978年至21世纪之交，国家从多方面探索了增加对“三农”的“予”，但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正常年度预算内农业基建投资不足30%，而且这还是靠国债资金筹集的，农民负担仍较重。21世纪初，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有了比较充裕的反哺农业的能力，国家也及时做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位判断，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启动了分步推进的农村税费改革，直至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促进了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建立，增加了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些论述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工业化的角度理解农业农村的跨越式发展，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产业融合的角度看“三农”发展空间的拓展

　　拓展“三农”发展空间有赖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该书将这个司空见惯的认识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历史脉络中去分析，衔接起历史的链条，从而体现了探索的新意。当改革开放前工农业发展失衡时，各地曾广泛发展了“五小”工业，开启了农村内部工业养育农业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借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探索了试行农工商综合经营。1986年正式实施的“星火计划”推动了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90年代，国家推动农业产业化、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例如，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以山东寿光为代表的产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农民收入达到了天津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乡镇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形成了产业集群。到21世纪初，产业化进程迅速的地区已呈现快速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

　　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于如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党和政府提出并实施了统筹调整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做大做实优秀特色产业、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创造良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等举措。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在共享发展理念下推动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这使得农业功能增加，乡村内涵更为丰富，“三农”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

　　从城乡一体化、二元经济结构疏解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后进的工业化国家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各国发展经济学家曾建立各种模型说明并试图从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等多种方式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该书对此有独到的笔触——用了较多的笔墨回顾我国在国家工业化战略下破解“三农”问题路径的构想和城乡经济分割状况：一方面，包含了毛泽东等对农业现代化的构想、农村发展工业和小城市的设想等，由于“路径选择及其制度安排的缺陷在农村改革前未能按预期推进”，但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二元户籍管理和就业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等政策措施，尽管此种选择出于面临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与加拿大农产品行业协会的配额管理做了比较），但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导致改革开放前城乡成为两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三农”必然成为资源净流出一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到中国是一个“底子薄、面积大、人口多”的国家这一现实国情问题。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再次表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根据邓小平的重要论述，中国农业现代化扩展了内涵，突破了狭义的生产力现代化，形成以小康为目标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既要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来实现，也要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的“三农”问题，走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之路。在产业体系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小城镇迅速发展，开始突破城乡分割的产业政策，把农业产业链融合起来。农业产业实行市场配置要素，初步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分割的格局。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制度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逐步确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至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从国家现代化的高度，我国提出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和发展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是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路径和思路。21世纪初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并具体实施在财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国家给予了一系列制度供给。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民生改善。“2010年起农民收入增速连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019年的2.64∶1”。

　　提出了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促进中国走向人文发展水平跃升进程的未来

　　组织化是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路径，该书的特点之一是将中国“三农”的组织化与土地制度、经营体制变革相关联，并做了长期回顾与历史梳理，简明扼要地进行了分析。

　　土地改革后加快小农经济改造的深层动机是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农村人民公社没有充分发挥增产功效的根本原因是其政社合一的体制、产权与分配制度使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主权缺失、农民劳动投入与收益离散，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该书将计划经济体制与集体经济加以区别，认为废除人民公社体制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非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积累促进经济与基础设施、社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机制需要传承。

　　家庭联产承包制切中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统一经营的体制弊端，为农业增产、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基础。这是要坚持长期不变的“第一个飞跃”。同时也需要关注邓小平接着提出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将农业经营规模化作为政治行为强制推行、“一刀切”的错误，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农业经营规模化改造要遵循发展规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在取消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各类专业技术协会应运而生。国家大力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并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随着市场开拓能力的增强，农业产业化的初始模式由“公司+农户”向“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转型，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中共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开始构建，产业链、价值链、产权的连接不断探索完善，连接中的利益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由于该书作者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多项农村政策的制定与起草，并在起草前后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因此该书能够较为客观准确地分析农村变迁的历史。该书既包含新中国成立70年余年来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实施的历史，使读者对农村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入思索，又呈现了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之路，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点，具有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言简意赅的特色，是了解中国农村和社会经济难得的好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037。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