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农业税取消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补贴加大。但是调查发现，由于人工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更快，农民并未从粮食价格上涨中得到多少实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因此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势头也并未逆转。农民收入保持连续增长的势头，最主要的是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的比重，1990年为20.22%，2000年为31.17%，2010年上升到41.07%。即便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传统的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87.9%，下降到了2000年的76.4%和2010年的78.8%。［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披露，2010年农民外出务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05年增长近一倍。［4］同期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只增长50%多一点。［5］

　　2010年，尽管稻谷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随之增长，因为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得更快。汨罗市三江乡金桥村的一位村民给前来调查的报社记者算了一笔细账，2010年，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在1300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400元左右。但是由于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收割费用等大幅涨价，种一亩水稻的成本大约要花费650元，纯收入只有700多元，如果再剔除人工成本，就剩不下多少了。由于种粮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而且收入低，因此村里稍微强壮一些的劳动力都出外打工去了，水田或者以低价包给了别人，或者干脆种单季水稻。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大产粮区普遍存在，在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更是如此。安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庐江县的一位农民也给调查者算了一笔账：种一亩地需要复合肥100斤，大约150元，种子每亩需要60元，水费和农药费每亩要200元，有时候忙不过来需要雇人，这就要支付人工费，每亩地打田垄每天需要140元，收割每天需要150元，一般来讲一亩地需要2天的时间。不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本，一亩地也需要投入990多元。以平均亩产800斤水稻计算，收购价是每斤1元到1.2元之间，毛收入在800元到960元之间。这样算下来，种粮一年的结果不但赚不到钱，还要倒贴。［5］由于种粮的收入不如打工，在一些城郊和灌溉较为困难的地区，甚至出现大片荒废的耕地。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农民撂荒、征而不用或自然因素荒废的耕地近3000万亩。湖南省农业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湖南粮食生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与外出打工两三千元一个月收入相比，在家种地的收入明显远远不及，不少青壮年劳力不愿意在家种地，田地荒废的现象时有发生。［6］

　　从国际上看，但凡人多地少的国家，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在比较利益、机会成本等相关约束条件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形下，农户兼业化会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人地关系与中国相仿的日本，1965年兼业劳动力有778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50%；1979年有84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68%；到1999年有414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60%。［7］从农户经营形态看，在20世纪40年代前，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到80年代中期则在80%以上，其中，非农业兼业户发展突出，从1941年的21.2%上升到1984年的71.1%。［8］20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试图通过立法扶持专业农户、改变农业生产分散落后的局面，但是事与愿违，农户的经营规模并没有随着新政的出台发生多少变化，而农户的兼业化却愈加普遍。［9］

　　二、农户兼业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原因所在

　　传统观点认为，农户兼业化阻碍了农田适度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笔者认为，一个事物如果有长久甚至愈来愈强的生命力，它的正面效应就大于其负面效应。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的劳动力，也不能仅仅就农业谈农业，要从总体上把握农村劳动力在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流动和劳动力个体在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有机配置，兼业经营或许在改善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使用效率进而改善农户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有其独特的效用。就农业本身来说，兼业经营缓解了人地矛盾，并且有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有助于农户分散经营风险。对决策者来说，重点应放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这些“事实上的非农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手里的土地转让给愿意经营农业的农户，从而实现彻底的身份转换。从这一点来看，兼业经营与专业化经营并不矛盾。日本的例子还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可能会比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土地的流转率更低。

　　农民选择兼业而不是离开土地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考察这个问题的视角最好是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观察单个的农村劳动力。对于中国多数农户来说，由于占有土地面积小，人均1.3亩左右，而且现在农业精细程度不高，农活有老人和妇女照料就够了，青壮年劳动力就会外出打工、或者跑运输、或者做小商小贩为家里赚取一些货币收入。相关调查资料显示（王春兰： 《我国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百度文库。这几年，我们搞低保直补，农民种田不交粮，不纳税，而且还有钱赚，这样很多农户把转包出去的土地又拿回来，拿那份补贴，这也是个问题。），外出务工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处置方式中，自家其他人耕种的占63.86%，转租给亲友耕种的占20.98%，废弃抛荒的占8.03%，其他及退耕还林还草的占7.13%。但是，农民工却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承包的土地。

　　首先，是否放弃承包地往往不是外出就业的劳动者个人说了算的，需要农户全家一起做出决策。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包括学龄儿童数量及其所处受教育阶段）、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土地承包方的干预程度，都是影响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做出相关决策的重要因素。

　　以家庭为单位考察农户的决策行为，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独特的视角。早在7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就精辟地指出：“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10］“在生产技术不改变的情况下，土地所需要的劳力总量一般来说是不变的。一个年轻人的加入便意味着生产队伍里要淘汰一个老人。”［10］（p.50）反过来说，一个年轻人的离开便意味着农业生产队伍里要留下一个老人（或者妇女）。一般情况下，只要家里有老人或者妇儿留守、并且其健康状况允许，外出就业的劳动者是不会放弃土地的。还要注意，“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11］在本文论及的场合，除了上述农户家庭以及“扩大了的家庭”以外，农户邻里间的互助合作也是惯常见到的。

　　其次，农民工外出就业不稳定。最近几年东部沿海屡屡闹“民工荒”，流出地开始与流入地争抢农民工，但前几年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回到家乡。据湖南省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全省外出务工农民达1208万人，其中跨省务工有900万人，2008年全省创造的劳务收入达950亿元。受金融危机影响，有三成农民工返乡，人数在280万～300万之间。2009年春节过后，许多农民工重新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但也有人选择了留在家乡，重新开垦土地。［1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百村观察”项目组织并资助的一项针对“六省十村”的调查表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农民工流动出现异动状况,返乡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截至2009年上半年，农民工打工率为26.7%，返乡率为72.5%，留乡率为134%。据此测算，全国农民工年内返乡人数约为10875万人，留乡人数约为2010万人。从返乡原因上看，农民工年内返乡的最主要原因是回家过年，其比例高达778%。由于经济不景气（包括失业和工厂效益不好）而选择返乡的比例为9.1%。据此测算，全国由于经济不景气而选择返乡的打工人员约为989.6万人。留乡农民工的基本去向与打算大致分为：计划再打工、另谋新职、自主创业、留乡务农、照顾家庭、休息养病、暂无事做等七种，分别占留乡人员总数的29.9%、14.6%、5.6%、22.9%、7.6%、9.0%、10.4%。失业与家庭因素是农民工留乡的两大主要原因，分别占留乡总人数的33.7%和33.1%。［13］

　　事实上，不稳定、不固定是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常态。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外出农民工中，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6.7岁。从事现职的平均时间为2.7年，从事现职累计不满1年的占22.7%，1～2年的占43.1%，3～5年的占20.9%，5年以上的占1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