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2年，为适应加入WTO过渡期，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平稳增长，至2003年增长速度加快，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家外汇储备都增长较多。主要措施有：（1）适时下调境内外币存款利率，使本外币利率差出现逆转。2001年先后9次下调境内外币存款利率，一年期美元存款利率由年初的5%下调到1.25%）。（2）上调再贴现率，使再贴现利率由2.16%调高到2.97%，以遏制个别金融机构用无真实交易的票据套取优惠利率的再贴现资金。（3）适时扩大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回购交易进行资金吞吐，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低。（4）2002年2月第8次降息，制定鼓励居民扩大消费的政策，促进消费贷款，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回升，推动经济增长。（5）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自2001年12月11日起，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其服务对象可以扩大到中国境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允许设在上海、深圳的外资金融机构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并过渡到逐步取消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

　　2003年初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贷款和外汇占款都增长很快。同时，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决策的难度。中共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地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了一系列适时适度、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牢牢把握住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货币政策调控。人民银行在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与有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从2003年第1季度起开始加强对宏观经济的“预调”和“微调”：4月份开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加大公开市场对冲外汇占款的力度；6月份，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及时对房地产信贷进行风险提示，严控房地产贷款；9月21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6%调高至7%，适度抑制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能力；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12月份，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总体上看，这些货币信贷调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信贷增长偏快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金融环境。

　　2004年一季度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出台了三大政策：3月25日起分别上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4月25日起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10月人民银行分别上调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为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人民银行还非常重视加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和改进，同时抓紧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按国务院统一部署，2003年启动了8省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给予资金支持；2004年，中行、建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也进一步推广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式实施。此外，人民银行还加大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力度，健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的机制，扩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等。

　　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是中国货币政策运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运用的效应。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选择确定不仅处于理论的推导，更是出于现实的选择，它们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无论是货币政策的运用，还是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都带有过渡时期的特征，因此都有很大的继续发展的空间。

　　1．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确定

　　早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按照“既要稳定币值，又要发展生产”的原则编制信贷计划，不过当时还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目标。自1983年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以后，到1989年以前，中国货币政策操作仍然是在兼顾发展经济和稳定币值。然而货币政策对此双重目标的兼顾，难免置中央银行于为难的运作之中。由于各级政府承担着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因而具有扩大投资的强烈冲动，尤其是在财政为经济建设提供的资金份额越来越小、信贷资金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冲动就必然通过行政关系促使银行信贷的扩张，进而倒逼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因为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很难拒绝各级政府的货币需求，这就最终会导致货币投放的过多。过多的货币又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程度，中央银行出于稳定货币的考虑，又不得不进行治理。这就是说，双重目标难免置中央银行于这样的循环摇摆之中，即增加货币供给，推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通货膨胀的发生，中央再治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缓解又造成经济的衰退，中央银行再增加货币供给，如此循环反复必然造成中国经济的走走停停。货币政策的松松紧紧，不仅阻碍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提高，而且造成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这种粗放型的数量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中国投资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资由原来的政府计划行为，逐渐成为企业法人实体的独立决策行为，因而投资开始趋于合理，并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倒逼程度也大大缓解。中国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终于开始转向单一目标。1993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了这一目标，为中国人民银行按这一目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规定“九五”期间物价年均涨幅要低于经济增长幅度，这说明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首要目的。

　　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因为中央银行还承担着相当部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包括向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给国务院特批的一些项目安排贷款等。所以，要真正实现稳定币值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还有待于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完善。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定位在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几次紧缩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证明，缩小贷款规模确实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将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正确、有效，甚至是唯一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格局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它表现为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居民资产延伸至债券、股票等，其数量也有明显的增长；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已经被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体系替代，国家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比重不断升高；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转化为存款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比重明显下降等等。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以银行贷款和现金发行为货币操作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因为它已经不能客观地反映全社会货币支付能力，也很难全面科学地判断银根的松紧。

　　既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自然就成了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多种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银根收缩过紧，资金供应紧张，会破坏经济发展好势头；银根放得太松，资金供应过多，会增加通货膨胀危险，最终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如何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控制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魅力所在，也考验着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立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并使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因为信贷计划控制实际上是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决定，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只是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不能要求和干预银行的贷款发放和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银行和其他经济主体共同决定，无论是现金的提取，还是储蓄存款的增长都不能由中央银行单方面决定，这就给货币供给由直接的决定向间接调控转轨创造了条件。可以肯定，没有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给就只能由信贷计划来决定，此时无论货币政策工具怎样规范和有效，在直接控制方式的约束下，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很难发挥作用，甚至连货币政策工具都很难规范和有效。当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信贷计划不再发挥作用，实际上在1993－1997年这段不短的时期内，货币供给的中介目标只是信贷计划控制的补充工具，尽管这种补充因为信贷计划的制约而不能完全到位，但确实使信贷计划控制变得更加具体化，因为原来的信贷计划没有M0、M1、M2这类控制指标。可以说，没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建立和多年的运用，很难做到，在1998年放弃信贷指标控制时而不发生缺乏调控目标的紊乱。因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现出是符合中国目前国情的。从1998年起，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扩大国内需求，加快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包括稳健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3．货币政策的演变趋势

　　由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需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都将越来越大。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采取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方式，这固然是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它也势必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变得作用衰退，不合时宜。所以，中国货币政策的前景是努力培育货币政策生效的市场化因素，为符合国际惯例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三大政策工具来实现，其中国债买卖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高，美国的联邦基金率的变动也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英国的再贴现主要以国债为对象，相对而论，准备金制度只是规范和约束各级银行的信用创造空间，因为最近几年它们都基本保持稳定，而没有明显改变的记录。这就是说，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国债的买卖和再贴现，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它们之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是因为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消化和吞吐大量的国债，并将货币数量的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传导到经济运行中去。而中国前几年货币政策的实施则主要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的松紧，准备率的调整和利率的变动来实现。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利率仍在政府的直接管制之下，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也远未规范，中央银行既没有大量买卖国债的市场条件，也不能通过国债价格的变动，促成利率的波动，以影响经济运行，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无法采取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方式。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也要转移到通过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最终影响经济运行水平上来。但在目前经济转轨时期，则既要积极创造实现转轨所需的基本条件，又要继续运用传统的调控手段，同时，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机制的变化，因此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仍将在不断演变之中。

　　（1）多元货币政策目标将取代单一目标。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大抵都有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从国情出发，强调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强调经济增长，同时放开物价管制的形势相适应；在物价大幅度上升，而经济的运行却未表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时，强调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唯一目标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表现得日趋明显，国际收支规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相应扩大，单一或双重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既难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又无法将其调节在预期的水平上。所以，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货币政策瞄准四大目标甚至是多元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等都将是必要的。

　　不过，四大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难免会将中央银行置于顾此失彼的尴尬之中。但是，只要中央银行不把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在某个具体数值上，而将它们的组合确定在某个可接受的区间范围内，中央银行仍然有着兼顾这些目标的操作空间。所以，实行多元货币政策目标不仅符合理论推导，而且也是实践的必要。

　　（2）利率也将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中国是以各种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同时辅之以利率的调节，但是利率还没有正式成为中介目标。而发达国家虽也强调货币供给量控制，但是主要的中介目标却是利率。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要朝着这个方向转轨，但必须顺应经济改革的步骤逐步到位，既不能超前，又不宜过于滞后。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比货币供给量更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因为货币供给具有被动地顺从货币需求的性质，没有货币需求的增加，货币供给就增加不了；只要货币需求增加，即便中央银行不增加货币供给，经济主体也会自己创造出代替货币的流通手段来。所以调节货币需求比调节货币供给更为重要，而货币需求则为经济的热度多决定，调节利率则能从经济运行的成本上，调节经济的热度以及货币的需求，才能将货币供给控制在预期的水平上。不过，中国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是可行和有效的。随着中国企业的成本约束刚性的增强和货币供给方式的转轨，货币供给也要通过对货币需求的调节来实现，所以，利率也将成为中国调节经济热度和货币需求的重要变量。当然，随着金融创新的开展和大量金融工具的出现，中国的货币边界也在走向模糊，企业的相互拖欠使商业票据具有货币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利率也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甚至可能比货币供给量还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