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大概用了14年时间、花费了无穷精力，用以解决“是什么”，即资本市场“世界观”的问题。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表述来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摸索、随实践而不断提高的：1997年的表述是“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摘掉了资本市场“试点”的帽子；到2002年，提出“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2003年，成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2004年，国务院发布九条意见，才将发展资本市场工作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相对于世界观问题的解决，我们则用了更长时间、集中更多精力探索着资本市场“怎么办”，即资本市场的方法论。“怎么办”这个问题，伴随了资本市场20年，期间麻烦不断、改革不断、成就不断。目前看，对于转轨体制下建设资本市场并保证其平稳健康发展，我国的方法论已经初步成形，必将对人类资本市场领域的文明进步形成启迪。

　　我们试图将这种方法论概括为：尊重国情，尊重规律。

 　 资本市场依国情而成长

　　国情是孕育中国资本市场的土壤，中国资本市场紧依国情而生、而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内在要求催生了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始终立足于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城市的改革重心就在国有企业。“这个时期，国企改革试行了多种方式，比如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的租赁制、承包制，资金来源层面的拨改贷，以及体制层面的股份制改革等等——当时股份制只是众多改革方法中的一种，并没有相对特别的地位。但是经过多年实践，事实证明，股份制是唯一成功、有效的国企改革方法。

　　或者说，唯有体制层面的改革才能真正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证监会有关专家说，股份制为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路，解决了当时改革的中心难题；而资本市场在此基础上又闯出了一条路，为我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前提下，成功实现体制转轨探索出了解决方案。

　　“要说尊重国情，这是我国建设资本市场的最大国情、最大背景。”该专家说。

　　确如其所言，到1992年，以承包制为代表的放权让利改革措施，事实上已经停止；而股份制改革则在1994年推向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并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认可，进而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上升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年来，资本市场对国情的尊重，很大程度体现在对不同时期经济工作中心任务的高度匹配上。这其中，既有当年的“为国企脱困服务”，也有为银行改革、金融改革的服务；既有为结构调整、转变方式、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的中小板、创业板的推出，也有为抗震救灾、跨越发展服务的针对性措施。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国家渐渐富了，市场渐渐大了，体制渐渐改了，人们的意识和兴趣也渐渐变了。积跬步而致千里，回头一望，却是“换了人间”。

　　正如证监会前副主席朱利所说，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相互较量、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和平稳接替的平台。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可能难以避免“休克疗法”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