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寄予厚望：一是认为国营企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认为国营经济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三是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相比，不仅企业效率高，而且利为整个国民所得，更加公平。因此，确保国营经济在过渡时期的领导地位、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就成为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阶段党和政府始终确定不疑的政策。但是，由于国营经济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营管理上始终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缺乏有效约束、监督和激励机制，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有经济经营管理体制。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保证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施，但是由于取消了市场调节和私人投资，就使得国有经济缺乏外部的竞争和制约；同时，在内部，由于国有经济不能够解决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形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尤其是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国营企业，呈现出效率低、浪费大的特点。

　　以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为例，其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管理水平普遍低下。新解密的俄国档案披露了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就国营企业的管理状况的谈话：“对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薄一波说，这方面问题进展还很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没解决。这方面口头上讲得很多，薄一波说，但实际上做得很少。企业里许多领导干部还有干部国家保障制度的余毒，还有所谓‘供给制’观点。众所周知，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在于，干部不必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保障，但对他们也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更好地工作。所以，薄一波说，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工作不工作，反正是二斤半小米。正是不少干部对事情的这种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实行核算制的困难。一直到目前，薄一波说，企业还是将全部利润交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银行那里领取必要的资金，其数量同企业利润无关。这样，对它们没有物质刺激，刺激它们多交利润。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没有经济核算制度，薄一波说，中共中央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口号和勤俭建国的方针。”①

　　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始终难以处理好，这里包含着两种具体关系：一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二是在经营管理国营企业方面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1949—1978年间，国营经济始终划分为中央所属的国营企业和地方所属的国营企业。一般来说，地方国营企业是由地方政府投资经营，为当地经济服务，利润也归地方的企业。对于这两种关系，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发现其中存在着问题。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制定的有关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改革方案，就试图通过下放权力、规范地方和企业行为来改善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但是从“一五计划”后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经过两轮的“放权”改革，都证明是不成功的。每次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和政府向企业下放权力，由于缺乏基本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都导致宏观经济平衡被打破，经济出现混乱。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并对国营企业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国有企业运行中的“投资饥渴”和“攀比”效应，结果导致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与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干部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尽管国营企业的职工在各种政治运动下努力工作，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基本上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保证了国家安全，并为1978年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和积蓄了能量，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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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尤金关于中国经济状况与薄一波的会谈备忘录，1958年1月10日。俄国档案SD0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