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6～1978年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党一直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尽管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党依然坚持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是通过对自己1953年和1956年“冒进”的教训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

　　（一）从国情出发的探索和正确思想。

　　从1956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里仅从三个方面探索叙述有关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1、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1956年以后，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0]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1]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12]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2、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13]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4]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15]

　　3、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

　　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  在以往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农村要发展工业、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道理。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二）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的原因分析。

　　应该说，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上述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上述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种观点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的赞同。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2、关于备战与工业化关系。建国以后到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受到备战的影响。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坚持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16]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17]  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制订“三五”计划时，原来打算先解决吃、穿、用问题，后来还是转变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工业化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四、1978～1995年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步摸索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文革”结束后的1977和1978年，虽然纠正了“文革”遗留下来的许多左倾错误，并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和有所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仍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固守毛泽东的一些不符合国情的认识，因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就受到局限，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主张下，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想开辟了道路。同时，会议还提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但改变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以下述特点为标志的工业化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