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1—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以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模式，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期，通过高积累和集中有限财力，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各种积极性，充分利用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并寻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方面，经历了三次重大选择和转变，不仅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也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为中国完全实现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设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所无力完成的任务：为中国的工业化扫清道路。正如毛泽东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

　　在通过革命为工业化扫清障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开始考虑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

　　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党对新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摸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恢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

　　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  将恢复经济的大致顺序列为：农业、交通运输、工业。[3]1950年6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时，认为将来工业的投资需要从农业汲取，因此要重视农业发展。[4]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建设资金短缺和外贸恢复很快，当时不少人都曾经提出过先发展农业和收益快的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对这个设想作了最完整、最明确的阐述，是刘少奇同志。

　　1950年（估计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提出：“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5]随后，刘少奇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展步骤的道理。

　　朝鲜战争爆发后，尽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紧张，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了他不同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设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什么呢？工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6]同年7月，刘少奇在“春藕斋讲话”中，再次解释了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必要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道理。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不发展农业就没有原料，要棉花没有棉花，要麻没有麻，要烟叶没有烟叶。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工业品不能都拿到国外，必须拿到农村，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的市场就不大。还因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轻工业也是赚钱的。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重工业。”我们不能采用帝国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及剥削来建立重工业的办法，“筹集重工业资金的办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要求人民节省，再加少数向苏联等国家的借款。”[7]

　　刘少奇等人根据中国经济落后和资金缺乏的国情，认为工业化应从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虽然上述思想后来没有被中共中央接受，但是上述思想所包含的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给后人以启迪。另外，这个时期提出的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自我积累、节制资本的道路，则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相当长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选择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形成。同年9月24日，作为庆祝建国三周年的口号，中共中央将其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8]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朝鲜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迫切。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9]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中国转入大规模建设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除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可一箭双雕（既实现了工业化，又过渡到社会主义）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因素促成：一是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础薄弱，而轻工业则相对发达，重工业是瓶颈产业，制约着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恢复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出乎意料地好，加上苏联的援助，使中国共产党认为有能力来实施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三是“三反”、“五反”反映出城镇私营经济的负面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效果良好，以及1951年党对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和效益的判断，都使中国共产党认为有能力、有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