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①]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高度关注。本文选取讨论的“二五”时期是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二五”时期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民生事业建设上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学界历来较少对这一阶段的民生建设进行研究探讨，或者刻意回避。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于民生建设有着相当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一环，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就是亮点之一。
一、“二五”时期党对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构想。
毛泽东一向主张人民应拥有“休息权、老病保养权”等一系列公共卫生权利[②]。在“一五”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二五”时期多次提到城乡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远景，将之作为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的重要部分反复加以强调。如在1958年4月时，毛泽东在广州同刘少奇等人谈到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问题时就将医院纳入到共产主义公社中。[③]1958年11月，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该文报道了范县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的摘要。其中说：根据全公社工农业生产布局和有利于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村设有妇产院、养老院、疗养院、卫生所等公共卫生设施。毛泽东阅后，写了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
毛泽东十分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价值，将之构想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说：“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④]1958年1月，他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强调“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⑤]195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精神，是为了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这一理想实现后，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的得到改造。[⑥]
毛泽东等人所描绘的公共卫生事业构想无疑受到”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乐观情绪的感染，带有积极的革命色彩，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毛泽东本人改善民生、增加国民幸福的强烈渴望。这在以下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从思想上对城乡公共卫生事业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使全党正确地认识搞好城乡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在国家管理序列中加大资金投入、人员支持，以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等。第二是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构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正是在“东亚病夫”的称号一去不复返，在全国人民中出现一个人人身强力壮，个个生龙活虎的动人景象的召唤下，激发了群众建设自身卫生环境的热情，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二、建立健全流行性地方疫病防治体系。
我国是流行地方疫病多发区。据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⑦]卫生部门在“二五”期间再接再厉的进行了周密的综合整治，集中力量防治那些流行性疾病久治不决的地区，取得了较好效果。以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江西省为例，1958年，省农业厅设立家畜血防组，定编6人，同时派员到省委除七害灭六病总指挥部办公室专管家畜血防工作。江西农学院受农业部委托开办了全国家畜血防训练班，为省内外培训了家畜血防干部。同时，召开多次血吸虫防治会议，如农业部在南昌市召开的全国防治血吸虫病现场会，在全国掀起了防止家畜血吸虫病的高潮。[⑧]政府对血吸虫防治继续投入大量经费，血防经费在卫生事业费中比重不断增加，“二五”期间实现了检查血吸虫病一律免费，治疗血吸虫病的医药费根据情况采取“收、减、免”的政策，由国家免费拨给治疗药物和灭螺药物，对于烈军属、及贫困农民、学生等患者，治病所需经费全免。[⑨]
到1958年11月止，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流行近百年的血吸虫病，已在半数以上的流行区基本消灭。解放前估计每年发病人数达3000万人左右的疟疾病，已降低到这个估计数目的2.6％。各地丝虫病治疗人数已达70万人，其中1958年的治疗数字等于过去8年治疗总数的16倍。此外，上海等23个县市已基本消灭了钩虫病。[⑩]由上列数据可见，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部门各地区千方百计的努力，血吸虫等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58年7月，在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后，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歌颂“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伟大成就。[11]
“二五”计划是以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大历史背景的。在热切的干劲下，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忽视群众生活，一意寻求跃进，产生和加剧了一般性的地区流行疫情。1958年秋，目前全国伤寒等7种传染病患者100余万人，血吸虫、血丝虫、钩虫病患者约2亿人。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毛泽东指出，解决办法一是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是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2]1958年秋天，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疾病时有发生，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消息，立即将此件批发给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就疫病流行的深刻原因作出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13]
三、广泛建立城乡基础医疗点。
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变城乡医疗资源极不均衡状态，使得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二五”期间的主要措施是基础医疗点的在市镇的制度性设置。人民公社建立后，区卫生所改为公社卫生院或中心卫生院，在“二五”时期，反映公共卫生普及水平的城乡公共卫生机构的数量、全国市、县医院、卫生院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大增，初步建立了城乡基础公共卫生网络，给人民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农民健康提供了更多保障。1958年是“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全国各类卫生机构数为196829个，其中医院为5001个，较1957年增加19.67%，门诊部、诊所为132894个，较1957年增加29.95%，专科防治院为667个，较1957年增加6.55%。[14]1959年，广东省提出将县以上一级的卫生保健机构逐步下放给公社统一领导和管理。规模比较大的公社设立中心卫生院，生产区设卫生院，大队设卫生所及产院，中队设卫生站，小队配备保健员、保育员、接生员；规模较小的公社设卫生院，生产区设卫生所及产院，大队设卫生站，中、小队配备保健员、保育员、接生员，力图做到哪里有人，哪里有医，哪里有药。[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