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推动下的全面转型

　　相较而言，“延安道路”则获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对村落进行深入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结构大翻转，并将统一的政治权力牢固地建立起来，使国家建构和村落转型实现了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正是这种相对成功和有效的对广大村落的改造，根据地才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最终建立了全国性政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村落的基本构成和秩序机制。土地改革可以视为延安做法的延续，合作化运动则意味着党政体系强力规划传统的村落不仅在地理边界上重新整合村落，而且在村民间关系上实现了平等的集团式合作。这种村落治理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压抑和掩盖了传统村落的自主性力量。此外，整个国家实行城乡分治的治理框架，将城市的市民固定在单位中，将农民固定在乡村社会，这两大相对隔离的治理空间只有通过党政体系联系起来，城乡之间传统和自发的沟通被人为隔离。虽然这一安排推动了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提取力度，但它对乡村治理基础的深度影响是根本性的。

　　在国家建构的视角下看，村落实现了从社会单位向政治单位的转型。村落在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经受着由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带来的转型。由此，我国的村落不仅仅区别于传统的自足性村落，也区别于近代以来初步解体的村落——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新传统正深刻地塑造着村落。

　　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再转型

　　不能忽略的是，村落在政治控制的背景下依然具有内部的相对紧密关系（熟人关系）和半共同体性质。因此，到了改革开放，当我们全面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后，我们的村落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气。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景象。从那以后，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度推进，我国的村落又处在不断的转型之中，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在这里，村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经历着相对自发的转型。特别是随着正式的国家机构撤离到乡镇，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治理真空，国家于是又在1986年之后逐步推行以基层民主为导向的村民自治建设。这实际上开辟了一条适应新时期乡村社会的国家建构道路，这客观上促进了村落走向新型的群众自治，并与国家之间展开了积极互动。

　　由于乡村资源的贫乏，在面对市场化和城市化时，其相对弱势地位非常突出。因此，国家建构仅仅完成村民自治的设置并不够，它还需要拓展更为务实和全面的路径帮助村落获得发展。自本世纪初开始，国家取消农业税并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诸多举措，切实减少了对村落的资源提取，同时大规模供给乡村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所需的物质资源，国家建构通过经济和社会的途径得以进行。在此背景下，部分村落重新恢复生气。同时，在商品全国流通、市场全面扩张、城乡二元结构日渐松动的促进下，我们的村落在观念上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且在社会结构和互动网络上变得越来越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村落的转型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挟着它们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村落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为国家的平稳发展培育基础。因此，国家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并以这种方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化。在国家掌握丰厚资源并积极帮助村落发展的背景下，村落自身的转型方向也将是崭新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是一个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基层政治空间。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