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文化的神秘消失,使昆明文化变得“无根”了。今天,昆明建城史,一般不以庄跷建的苴兰城为初始,而均以公元765年(唐永泰元年)拓东城为开端。

　　自楚人庄跷开滇以来，滇池流域及周边区域上演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昆明大观楼长联）。不同的文化在昆明“杂交”，因而昆明从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昆明的城市文化中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昆明城市精神表述为“春融万物，和谐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四季如春的气候，更寓意着这座城市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城市文化。

　　这样一个独具包容性的城市文化特质，使昆明上世纪初曾经走“另类”路线，对外“自开商埠”；使昆明抗战时期曾汇聚了中国文化精英，创造了西南联大的奇迹；使昆明成为二战中亚洲战区唯一的物资转运地，成就“飞虎队”的赫赫战功。今天，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文化，更是昆明对外交流和招商引资的推进器。昆明成为中国对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城市；成为国内外客商和游客投资兴业、旅游度假和长期居住的目标城市；成为浙商评选的最佳投资城市、苏商投资的首选城市。今天，开放的包容的昆明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城市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曾经历无数次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文化都有不同的表达，尤其是在信息传输以秒计数，世界的变化转瞬即逝的今天，经济实力的变化不断改写着一些城市的形象。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联酋的迪拜20多年前在世界城市史上要么名不见经传，要么以贫穷出名。但今天，孟买和圣保罗成为全球当红的“金砖”明星城市；而50年前还未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迪拜，已成为阿联酋的“新纽约”，每年流进全球超过7000亿美元的热钱。 

　　世界在变，城市也在变，作为城市载体的城市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着。不可忽视的是，公民素质的提升，市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城市文化的品质。

　　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文化影响和决定了一座城市公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北京人大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皇城根下，见多识广；上海人精明，是由于近代上海滩西方文化和民族资本对他们的熏陶；而昆明人是矛盾的，既温和又急躁，既时尚又保守，既憨厚又精明。这个不对称的性格不仅是由昆明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而且也是昆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特定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

　　昆明地处边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8世纪中叶，滇池流域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上，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明名士孙髯翁描述了当时的昆明：“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沿海城市出现，而滇池畔的昆明城还是“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浓郁的农耕文化笼罩着昆明。20世纪的昆明一跃而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07年，昆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昆明经历过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中国第一根电缆、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汽车都是在昆明生产的。

　　然而，工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长期并存，使昆明城市文化充满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注定了昆明城市文化的矛盾：一方面对海派文化的接受能力超强，紧跟消费潮流的速度超过内地城市；另一方面慵懒保守开拓创新能力不足，城市生活以慢为节奏，办事效率总是“慢三拍”。不过，在一次次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昆明城市文化也在创新。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和市场经济近20年的洗礼，昆明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尤其是省委制定的现代新昆明战略，更将昆明推向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工业化加速、城市化提升、市场化转型、国际化拓展，改变了昆明市传统的经济结构，目前昆明工业化率达到35％，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城市化率达到61％，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达到了66％，超过市场经济60%的临界水平。都市经济主导着昆明城市发展的方向。最近召开的市委工作会提出，将工业化加速、信息化拓展、城市化提升，作为昆明市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当前，昆明正经历着一次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性的大变革，“公民转性”成为当前昆明城市文化变革的焦点：如何使几千年积累的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道德人、伦理人、感情人，转变为与开放型社会相对应的开明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聪明人、精明人，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经济人，与现代化社会相对应的社会人，与未来社会相对应的文明人？最近两年，昆明城市文化出现了一次巨变，巨变首先来自上层建筑。近两年昆明全市党政机关作风凸现了两个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