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1953年初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原本是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随着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大批走向公私合营，其结果，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1956年底就基本完成了。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的事业。这也正是 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进行的主要原因。

　　工业的发展，首先要求农村提供日益增多的商品粮食，同时要求农村提供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原料（如棉花、蚕丝、甘蔗、茶叶、烤烟等）、资金和日益扩大的工业品市场。但是，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这些需求。1954年，部分地区因遭水灾粮食减产而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于是在1955年上半年农村中就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粮食紧张状况，不少地方“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事情很清楚，如果粮食问题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仅对农村的稳定会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国家工业化的事业也会受到严重制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为了解决这个关系重大的粮食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

　　有两份材料，对于我们理解中央的上述决策很有帮助。

　　其一，是陈云在1956年4月应邀访问越南时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等的谈话。

　　陈云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人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以后都不难了。”[1]

　　其二，是毛泽东于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1955年上半年那种“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的情况。他说：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种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那些当了县区乡干部的党员，他们煽起一些农民，用各种办法来吵，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由于破除了种种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

　　以上材料表明：中共中央作出的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农村状况及农业增产途径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搞合作化，以增产粮食，从而适应国家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由此也可以说明，有的论者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次的理论根源是民粹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与国家工业化的步骤相配合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大大提前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事业呢？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2]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

　　农业合作化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变革。这种变革进行得是否正确，主要应当看它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乃至破坏作用。而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没有阻碍、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是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

　　以我国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1956年为例。这一年，我国农业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仅水灾面积即达2.4亿亩）。但是，当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还是比上年增长了4.9%，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了4.4%，谷物、小麦、薯类、烤烟、茶叶的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57年的生产指标。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由于，这一年，随着农业合作运动的发展，农村参加劳动生产的人增多了；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发展了（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达1.5亿亩，当年受益的即达1亿亩。这等于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有水利设施的灌溉面积的一半，等于新中国成立后6年中发展的灌溉面积的200%)，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在2亿多亩受灾面积中，除8000万亩遭毁灭性的灾害失收外，其余均依靠集体力量大大减轻了灾害，避免了更多的减产）。这就是1956年“为什么在灾害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农业显著增产的根本原因”。[3]

　　这个事实，难道不是生动地表明：中共中央关于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策，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吗？

　　（《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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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50-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02页。

　　[3] 陈正人：《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问题》，《新华月报》195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