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国家统计局对1954年25个省16000多户农家收支抽样调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话，也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结论[27](P306)。将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中有关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资料，以及农家收支的重要资料简要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第306页。）
从上表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土改后到1954年末，有大约半数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并有大约半数的富农下降为中农。中农已经在农村人口占60%以上，成为农民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贫农和富农在农户中的比重下降，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
从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老区还是新区，中农的发展都是比较迅速的。中农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生产资料和耕作技术，在土改中的利益不仅没有损害，反而还有所获益，加上中农所受的压迫减轻，中农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土改后中农的经济力量多数有所上升，并有不少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富农。同时，老区及新区大量新中农的崛起，促使了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动。这个新变动，具体体现为农村普遍中农化。
对于土改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普遍中农化及社会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当时很多关注农村情况的人是承认的。1955年7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结构作了这样的概括：“除了约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原来的地主和富农以外，过去是：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百分之20-30%，贫农和雇农占60-70%；在一部分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中农占30-40%，贫农和雇农占50-60%。现在，在老解放区，贫农只占10-20%，新老中农占70-80%；在晚解放区，新老中农占60%，贫农占30%。这就是说，在老解放区，原来的贫农中已有3／4以至4／5以上上升为新中农；在晚解放区，原来的贫农中也有一半以上上升为新中农了。而且，现有贫农的经济地位，同过去的贫农也有很大的差别。现有的贫农，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虽然是不齐全的，但也有相当的一部分，穿衣吃饭以至文化卫生生活也比过去提高很多。”[28]这种情况说明，廖鲁言已经充分认识并承认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已经不再是“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而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
邓子恢对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认识，也是将土改后农村社会视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的。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他看到了中农阶层人数的众多和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着重于照顾中农的要求和利益。1954年6月，他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仍然强调，“土改前的贫农多数已上升为新中农，新老中农合计已占农村人口的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忽视这一事实，不强调团结中农，也是不对的。”[7] (P250)从这段文字中，他所谓的中农，仍然是包括新老中农在农的，他仍然是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结构视为“中间大两头小”来看待的，并没有将“新中农”从中农阶层中剥离出来。邓子恢对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这种认识，以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1955年3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国乡村经济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恢复工作，中农化的程度是很高的，估计包括新老中农在内，老区占农户80%，新区也占60-70%，他们拥有农业生产力的最主要部分。”他在这里所谓的“中农”，显然包括新老中农在内的；他在考察当时的农村社会结构时，显然是将新中农划在“中农”阶层中的，并没有划到“贫农”阶层中。正因如此，他特别强调：“团结中农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最主要的政策环节。”[29](P391)
新中农的崛起和农村普遍中农化，带来的是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格局：由土改时“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即贫雇农占70%以上，地主富农占10%以下，演变为土改后“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即中农占60-70%以上，贫农占20-30%左右，富农占10%以下。这种新的“纺锤形”社会结构，表明中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加强。中农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中共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必须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到中农的利益。中共在土改后制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政策时，必须对农村这种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及中农的情况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充分照顾到中农的利益。中农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与下降，直接关系着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
中共中央在1953年最初制定的农村阶级政策时，虽然看到了土改后新中农的出现及农村中农化的现象，但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并没有从“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新格局出发来制定阶级路线，而是仍然沿用了“下边大上边小”的社会结构来确定阶级政策。具体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少数贫农与经济地位上升的大量新中农合在一起，作为依靠对象，将部分老中农作为团结的对象，而将富农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加以限制和消灭。这种政策显然是有问题的：新中农尽管是从贫农演化来的，但毕竟经济地位已经上升到中农水平，思想倾向与贫农有一定差别，仍将它划入贫农，不仅在理论上有些牵强，而且在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会发生贫农揩中农油、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这种情况说明，对于土改后新中农的崛起导致的农村社会由“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的重大变动，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而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共中央对于农村阶级政策的一再调整，及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根源也在于对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认识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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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有人认为出现了农村均值化倾向，也有人认为出现了农村贫困化趋向，更有人认为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向。本文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土改后的农村的基本趋向，既非贫困化，也非两极分化，而是中农化；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