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农，是相对于土改前的旧中农（或称老中农）而言的，它主要是指土改后由原来的贫雇农经济地位上升而出现的。新中农在50年代初期的崛起，与中共实行的土改运动密切相关。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70%，全国得利农民连老解放区在内约3亿人，约有7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1]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获得显著改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1]。在土改后短短的数年间，多数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有了上升，成为新中农。新中农的出现，是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土改运动的显著成绩。而新中农的崛起，改变了土改前的农村社会结构，导致农村普遍中农化趋向。

　　一、东北、华北老区中农化日趋普遍

　　东北农村在1947-1948年实行了土改，经过多年的发展生产，到1950年前后，农民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村阶级关系也有所变动。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土改后贫雇农大部分上升为新中农。据1949年冬黑龙江省21个村（分属16个县）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占农村户数一半的雇农，已经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占50.6%；原来的贫农，除1%下降外，有57%上升；原来的中农也有17.1%上升了。在农村全体户数中，土地改革后有62.7%的户数是上升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在农村中的比例，已由土地改革以前的16%上升到53.8%。另据土地改革完成稍晚的辽东省15个村调查，中农已由939户增加为2748户，几乎增加了两倍。[2]这种现象说明，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效，开始在东北老区体现出来。

　　195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对黑龙江、吉林、松江、辽东4省10个县16个村屯的调查材料显示，“农村经济发展颇为迅速，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经过综合调查和认真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产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农成为农村主要阶层，大部上升，小部不动（实际亦有上升），下降者是个别的，这就是今天农村的基本情况。”[3]这个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以黑龙江白城3个村的调查材料为例，中农占这3个村总户数的63．85%，人口的67．3%，劳力的69．5%，畜力占87．5%，土地占75．7%，大车占86．4%，粮食总产量的76．8%。[3]农村日益中农化，并非仅仅是白城一地的情况，而是黑龙江农村的普遍现象，这可以从下述《各阶层的户数百分比》中看出。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况》，1951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东北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农化比较普遍的情况，几乎是当时对东北农村经济进行调查者的共识。有人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村中中农已成为多数，除少数因为灾病或懒惰农户下降外，均已上升。农民为进一步增加生产，要求改进技术，增加投资，因而添车买马或换壮畜，购置肥料、农药和新式农具，已日渐增多。”[4]而当时东北各地的农村调查，也显示出农村普遍中农化的趋向。据1949年底对黑龙江省瑷珲县二、三两区3个村的统计，3 村总共549户，2105人，土地2822．5垧，耕畜马443匹，牛70头，男劳力603名，女劳力367名，车342台，新农具729件（耙在内），旧农具438件。土改后中农已达341户，占总户数的62．1%；土地1949．9垧，占总耕地面积69%；新富农3户，占0．54%；土地22．07垧，占0．74%；贫农下降到165户，占总户数30%；土地442．5垧，占15．6%。这样的现象，表明“多数农民生活上升，开始走向富裕。”[5](P28-29)另据松江省集贤县3个典型村调查，在总户数193户中，中农占136户，占总户数的70．5%（其中富裕中农有11户，占中农的8．5%）；贫农57户，占总户数的29．5%。“中农在农村中，一般地都是人强马壮，已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得出这样结论“绝大多数的农民，都上升为中农水平。”[6](P41)

　　正是看到了东北农民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向，中共中央东北局1950年1月在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也特别指出：“绝大多数农民，目前的经济生活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刚刚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情况（如松江上升户占60-70%，吉林占2／3，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14%）。”[7](P8)这个估计，基本反映了1950年以前东北全区农村中农化的大致情况。

　　如果说1950年东北农村中农化还看得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到1951年以后，这种中农化趋向表现得更加突出。《东北日报》1951年2月19日发表的社论中，对当时东北农村经济的情况作了综合说明。它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农日渐成为农村中的多数：“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农民上升（其中少部分农民上升较慢），下降者仅是有特殊原因的极少数的农户。而以自己马匹农具能够耕种自己土地之农户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如老区的松江呼兰县腰堡村314户，这种农户已占70%以上；吉林省的舒兰县徐家、靠山、杨桥、中正屯四村共565户，其中这样的农户也占73.1%，磐石团结村则占全村户数69.8%。而解放较晚的辽东凤城小堡屯84户调查，这样的农户占51.3%，这是根据典型调查的情况。“若从全东北而言，新区上述的农户约占50%以上，老区约占60-70%，这种农户大增是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8]这种“大多数农民上升”的特点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说明新中农已经在东北老区出现，农村中农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向。

　　华北地区基本上在1947年完成土改，在经过1948-1949两年的生产运动之后，到1950年时，“绝大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摆脱贫困，普遍上升”。[9]据河北省平山、阜平、定县、河间、遵化、威县等县所属10个村共1517户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的592户中农中，已有14户上升为富裕中农；553户贫农中，已有27户上升为富裕中农，388户上升为中农。另据山西省黎城、潞城、平顺等县所属5个村共964户的调查：1939年中农在全体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为32．3%，贫农为42．4%，雇农为5．4%。1949年中农的比例数已上升为84%，成为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又据察哈尔省浑源、山阴、张北、怀来、龙关、延庆等县所属13个村共1571户的调查，也说明同样的情形。13个村原有的贫农767户中，已有593户上升为中农，4户升为富裕中农；570户中农中，已有5户上升为富裕中农，1户上升为富农。[9]这是1950年华北整个情况汇总后的大致情况。如果具体考察华北各地老区的农村经济情况，便会对新中农的崛起有更深刻的印象。当时华北各地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反映出来的调查数据，基本上说明了这种新中农崛起和农村中农化的变动情况。

　　1950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组成一个以武光汤、郭忠为首的考察组，到武乡县6个村进行了考察。根据武乡6个典型村的调查，土改后农村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已经消灭，中农占了绝大多数。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86%，人口占88.7%，土地占88.7%，牲畜占84.6%，羊群占82.5%，产粮占86%。8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对这个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后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认为在土地改革3年以后农村所发生的新情况，是“农村‘中农化’了，农民普遍走向富裕，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10]

　　与此同时，中共长治地委经过对当地农村情况的调查后也认为：“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在开始了。据调查，已有个别新富农产生，约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有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了。”[11]可见，所谓“农村中出现的新阶级分化”，主要是土改时的贫雇农多数上升到新中农水平，而新富农及新富裕中农在农民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少的。

　　北京近郊是1949年冬进行土改的，经过短短1年多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经济一般都有上升，其中一部分贫雇农，已经上升为“用自己的牲口、农具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生产”的新中农。据1951年对京郊双槐树村的调查：“土改时，中农仅有13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9．4%；现在中农已有35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7．2%，成为村中最主要的阶层。”[12]

　　1950年底，衡水地委对河北省枣强、深县农村经济调查，两县“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剥削制度被消灭后，经过发展生产，农村经济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农在农村中占了绝大多数。”据枣强、康马、姚庄、杨宅城、辛庄、北大屯、北店六个村调查：共880户，3737人，土地16486437亩；中农占数户数93．75%，占总人口94．57%，占总土地96．33%。深县大马营、贾庄、韩庄三个村调查：中农户占总户数97．4%，占总人口96．56%，占总土地97．48%，占总产量97．63%，占总牲畜97．05%，占总劳力97．78%。[13](P106)

　　1951年初，中共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了林县的大屯、姚村、柳滩、定角、李家庄和清丰县的库韩村、坡里、吕家楼、杨韩村等9个村庄。从这9个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农业生产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水平，但发展还不平衡；农民生活已经普遍地有所改善，中农在农村中已占绝大比重。林县五村战前中农户只有43%，现已增至86%。清丰四村574户中农中，新上升的中农有296户，占中农户数的51.6%。[14]

　　从上述各地农村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农已经在华北老区普遍出现，而由此引起的农村中农化趋向也日益明显，并且在一些地区中农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90%以上）。农村中农化并逐渐摆脱贫困，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生产力大踏步地前进，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