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20世纪100年里，如果说谁最关注农民、了解农民和最能够动员农民，可以说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和两次理论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了农民革命浪潮，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政权更替，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飞跃。第二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形成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两次改造农民的浪潮，结果是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了择业和流动的自由，农民个人发展多种经营等方面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和市场化改革取向，形成了农民从“二元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解困浪潮，并由此推动了整个改革开放；同时实现了从一般社会主义原理到邓小平理论的飞跃。

　　一、为夺取政权而开展的农民革命浪潮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启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农民和地主阶级已经不能独自承担起改朝换代的责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即证明了这一点。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失败以后，在20世纪初的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革命和改革遗忘的角落。这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忽视农民利益和要求；也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方法，孙中山、黄兴等只能利用城乡下层人民组织会党和军队来发动革命。到1917年，以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世界性潮流被俄国的“十月革命”打破，由此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为农民重新返回民主革命的舞台提供了机会，从而导致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20余年的农民革命浪潮。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当时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而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则证明资产阶级不愿也无力继续领导民主革命。同时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由于中国农民人数众多、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动员和领导广大农民。正像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

　　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对于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彭湃等熟悉农民运动的人，在此期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就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

　　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彭湃、邓子恢、方志敏、贺龙等同志，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后来回顾说：“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4]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认识可以在毛泽东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动员和领导农民革命浪潮的同时，许多党派和政治力量也在寻找改造农村的办法，除了国民党政府提出复兴农村计划，到晏阳初、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等，都不能有效地发动农民、阻止农村经济的衰败和解决农民“倒悬”之苦。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组织农民抗战而逐渐壮大起来。毛泽东在此期间曾经概括地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5]

　　抗战胜利以后，当和谈破裂，国民党挑起内战，试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时，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参军参战、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举措。刘少奇就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6]

　　因此，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突出特点，而这次长达近30年的农民革命浪潮（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展农民运动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结束），成就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

　　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的农民改造浪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历史使命的结束。在继之而起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和平建设时期里，如何对待“三农”又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

　　工业化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进化，即社会生产和人口逐步地从传统的农业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换句话说，就是农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以向外扩张为特点的工业化道路，显然不能应用于我国，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依靠内部积累来实现工业化则成为中国可以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