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实际上都是一个弱势、获益最低、被改造的阶层： 1 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2 农业收益比其他产业低，农民生活水平最低； 3 农民是被改造对象，即从数量上看，逐渐被转移即消灭、被改造； 4 社会地位最低，城市领导乡村，现代经济领导农业经济。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变化最大的阶层是农民。只有农民摆脱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成为现代产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化”，才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面临着比欧美国家更多的困难。中国在1840年开展工业化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这不仅指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很高，不仅指依靠庞大的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手工业，养育着庞大的人口；还指在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稳定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大国。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在1840年遭遇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资金的积聚；另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又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强大，其出于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需要，都必然将人口庞大但又非常分散的农民作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纯贡献者，并且很容易将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如果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很强，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强化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加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似乎注定要成为资源净流出者。

　　在过去的50多年里，农村和农民承担了支持工业化和改革的许多成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已到反哺农民和支持农村的时候了。为此，国家应该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其转变身份、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过程中的障碍。所幸者，党和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见诸行动了。

　　中国共产党经过80多年的探索与奋斗，在经历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以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主义之后，在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成功实践后，终于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将“三农”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大会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和优先位置来考虑。随后，新一代领导集体坚决贯彻十六大精神，于2003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这就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体制改革的角度，对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以下具体部署：（1）完善农村土地制度；（2）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3）深化农村税费改革；（4）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随后在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将解决“三农”问题置于200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会议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应该说，经过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探索，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