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虽然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作为一个整体问题被提出来，但它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内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共同富裕而不断奋斗，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自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

　　命运息息相关，与中华民族的崛起息息相关。因此，认真总结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一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落后并且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由于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所看到的不一样，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依，甚至出现与马、列的经典论断相矛盾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启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农民和地主阶级已经不能独自承担起改朝换代的责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他们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自从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后，经过28年的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历史使命的结束。在继之而起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和平建设时期里，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的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成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而没有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而不会是社会主义化。因此，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从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到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再到1952年在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在土地改革后试图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来看，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认识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从1953年到1957年，党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合作社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反而束缚了农民的手脚。而在实际上，上述认识也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也未看到能给农民带来现实好处，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年“大跃进”的实践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这就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提高公有化程度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这就是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被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城镇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