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城乡关系来说，也标志着旧中国“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关系的结束，以及民主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历史使命的完成。“城乡互助”作为基本经济纲领被列入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中。因此，当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城乡经济关系的焦点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农业，在耕地少人口多的条件下，来解决中国的吃饭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二是如何协调城乡关系(包括工农关系)，共同发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前一个问题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后一个问题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分析建国57年来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脉络和前因后果，寻找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1949—1978年的城乡关系

　　1949—1978年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才能最终解决农民问题。因此，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即依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推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由此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和城乡关系的变迁，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和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体制。

　　(一)为提高农业积累而实行的农村经济体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文是徐建青同志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课题《1949年以来的城乡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的阶段成果。　

　　如何才能实现农业的迅速发展，以支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在1953年成为全党关注的严重问题。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1953年的农副产品短缺、农民惜售和市场波动，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的要求来看，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顺利实现的前提。这可以从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反映出来。①

　　从1953年到1957年，毛泽东一直以两条道路的斗争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合作社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矛盾很多，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典型示范时期的合作社除外，因为那时不多的合作社一方面确属自愿互利、进退自由，另一方面得到国家大力援助)。实际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依靠单干和多种经营来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虽然是“阳光大道”，但是却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而毛泽东为了压制住农村中自发产生的单干倾向和商品经济冲动，又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即所谓的“阶级斗争”。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当然，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还考虑到了中国农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问题，试图达到在资源短缺下的公平、全体人民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安定。因为国内外的历史证明，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只有两条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积累资金的道路，即或者以对外扩张为主，牺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或者以内部积累为主，以牺牲本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旧中国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多数并未能转为工人和享受工业化的成果，而往往是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几乎无限供给，工人的待遇也被压得很低。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不仅可以加快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还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也可以避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3年“大跃进”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提高公有化程度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这就是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当然，在农村经济所有制和经营规模越来越“一大二公”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党内同志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邓小平在1962年曾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②可惜毛泽东听不进去。

　　(二)决定城乡关系走向的工农业关系

　　如果从1978年以前的经济看，城乡关系实质上是工农业关系的更广泛表现，工农业关系是城乡关系里的核心。党和政府如何认识和处理工农业关系，实际上决定了城乡关系的基本走向。

　　在工农业关系方面，由于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和为轻工业提供原料以及出口等重大问题，应该说始终受到中共中央和全党的高度关注，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里，由于吃饭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党高度关注和希望大力发展农业。1949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就不用说了。从1953年起，我国转入大规模工业建设，从此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由于实行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投资大、周期长和吸纳劳动力有限，农业提供的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需要的矛盾从1953年开始就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和工业化的“大仁政”考虑，设想依靠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加速农业发展，解决所谓“农业拖工业后腿”问题，这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版，第714—71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