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毫无疑问是依靠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铸就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面对中国取得的卓越成绩，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围绕中国制度优势，从理论支撑、文化底蕴、实践基础等方面探寻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缘由，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至上等方面探寻中国制度优势的主要体现，从助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探寻中国制度优势的价值，通过中国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比分析呈现中国制度优势。系统梳理、评析海外学界的观点，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化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海外学界
［作者简介］梅长青，法学博士，讲师，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党的凝聚力重要论述及其原创性贡献研究”（AHSKQ2023D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制度体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拥有坚实实践根基的制度形态，在不断回答时代新课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中彰显巨大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中国发展、中国力量、中国成绩一次次惊艳世界，中国智慧、中国贡献、中国担当正影响着世界。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毫无疑问是依靠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铸就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面对中国取得的卓越成绩，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围绕中国制度优势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试图发掘中国制度优势的秘诀。系统梳理、评析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对拓宽学术视野、深化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坚定制度自信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缘由
中国制度有根、有源、有自我完善能力、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中国制度优势并非凭空而生，海外学界通过深入探讨“中国制度优势何以生成”这一问题，普遍认为中国制度优势是基于中国独特的“理论支撑—文化底蕴—实践基础”条件而形成的。
（一）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
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源于其强大的理论优势：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管现实条件发生何种变化、制度内容如何发展、制度形式如何调整，中国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北美国际事务智库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亚太区高级分析师毛周辰认为：“现在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民主制度，其主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因”。韩国韩世大学学者尹恩惠认为，在理论上，中国的制度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取得的新成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研究专家斯米尔诺夫以政党制度为例，采用对比视角阐释指出：“西方国家的政党理论是为了满足日常政治需要的简单理论，发展至今已经面临许多困扰。但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拥有坚实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基础上，同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束缚，得以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总的来说，海外学界已经关注到中国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渊源，认为不能用西方理论解答中国制度及相关问题。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显著优势，源于其理论内核之“优”，只有深入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特征，才能真正认知中国制度的内在优势。
（二）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形成与变迁的深层因素。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制度的形成、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制度的文明特质。对此，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学者艾克·考普夫从中华文化的独特深远价值方面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紧密联系，有能力以适当的反应面对挑战、灾难和各种事故，从而保障国家的不断进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司法法律书记员高·索菲亚等认为，儒家思想的智慧对现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和法律等仍有深远影响。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首席研究员伊万·祖延科以民主制为例，并指出中国古代就有传统的民主程序。总的来说，海外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制度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滋养，若不了解中华文化就无法了解中国，更无法深度认知今日的中国制度。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为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三）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制度建设顺应世界潮流，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英国议员葛拉海姆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得很好，值得肯定。这一制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更是难能可贵。”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巴鲁阿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其能与时俱进，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和创新中高速运转、与时俱进、自我完善、日臻成熟”。韩国全南大学尹英德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为应对危机，寻找实现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成果在回答这些时代问题中应运而生。实践发展无止境，制度创新也无止境，我们必须随实践发展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不断填补新领域新实践的制度空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总的来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生成缘由的研究，是基于多个维度综合考量的。他们通过综合各方面材料，深度剖析中国制度优势生成发展的内在机理，认为中国制度优势是由中国独特的理论基础、文化背景、实践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孕育而成，并试图回答“中国制度优势何以生成”及相关问题。
二、中国制度优势的主要体现
中国制度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制度在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显著优势是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海外学界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制度优势的主要体现。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弹性、韧性、强大的适应性，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高效、科学的正确领导，保证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行动一致，保证了党的决策部署迅速有效地贯彻执行，确保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
一是组织建设优势，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使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一方面，中国有独特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认为：“为了着眼长远发展，中国明确建立了一个选择和促进潜在干部梯队的有效体制”。“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实践是，有计划、有意识地培养和更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而使他们能够以丰富的经验、良好的素养、与时俱进和全力以赴的姿态为人民服务”。新加坡教育部人事司前司长、隆道国际学院总裁吕正扬提到了中国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他认为，“对知识方面的严格要求和思想的纯洁性是任何一名有志成为公务员的人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大多数党员干部一开始都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并充满了实现这些理想的动力”。“共产党的重要财产就是源源不断吸纳的人才”。另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干部管理。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兰斯·戈尔指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各层级干部均需具备与其职位相适应的指定培训经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和任职能力。在干部考核评估中，政治忠诚度、个人品德与领导能力一同被强调。
二是战略目标的领导优势，推动中国共产党将使命内嵌、融入目标体系之中，以目标引领使命驱动，将使命转化为前行的不竭动力，使党在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变为现实。中国学者白果和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米歇尔·阿格列塔共同撰写了专著，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两大特征，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政府的“长远眼光及相关战略规划”，“能够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罗德里格斯·格尔芬施泰因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制定阶段性目标，并按节奏完成各阶段的主要任务，这种发展经验值得世界借鉴。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卡梅隆·赫本等人以中国“十四五”规划中的碳中和目标为例说明该优势：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重要承诺表明了中国的长期抱负和优先事项，表明中国愿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加大力度，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发展新市场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创新性运用“政策试点”的领导优势，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推动制度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韩博天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建立在中央和地方互动这样一个基本模式之上，即中央确定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却是由地方政府摸索和尝试，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较大，这种反复试验及不断反馈的机制非常适合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培育不同的动员组织模式，这让中央政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找到相应的政策工具”。
四是社会动员的领导优势，使中国共产党可以动员最广大范围的力量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建设速度之快、力量之大、效率之高，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密切相关，在这种能力加持下，中国共产党能对社会诉求做出快速反应。韩国庆北大学学者李东进赞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危机的“防疫体系”：通过“全民总动员”方式，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土耳其科奇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布拉克·古雷尔探讨了1950—2005年集体动员在中国和印度农村经济表现的差异。他认为，产生差异是中国和印度政府动员农村劳动力和财政资源能力不同的结果。印度政府由于无法调动农村的劳动力和财力，主要依靠其有限的财政资源，进而导致其物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质量的发展要慢得多。而中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正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印度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海外学界已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制度优势的内在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在长期实践中得到持续巩固、发展、不断完善，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蓬勃生机、巨大优势。如今，面对新情况，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党的工作覆盖面，确保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中国人口庞大，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仍然存在，要办成一些大事或者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必须迅速、合理、有效地集中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形成高质量解决问题的整体合力。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华代表马泰奥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各领域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总的说来，海外学界认为，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保证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无阻，如此运行方式，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党心军心民心极大集聚，大事自然可成。
这一制度优势缘何如此强大、影响深远，海外学界从不同视角探寻其奥秘。巴西国会参议员顾问达努维奥从制度本身出发指出：“中国的制度维护全社会和国家利益，在决议或法令形成后，能够迅速成为全社会的行动指南，实施过程中可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从而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从执政党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仅是发出指令和公告，而且是通过中央政府和省市县乡村的组织结构，切实执行计划和实施项目。总的说来，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快速“集中力量”、实现“一呼百应”办成许多大事，与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体系的内在属性密切相关，即我们要办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卓越成绩，新时代新征程，这一制度优势必将不断书写新的人间奇迹。
（三）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制度优势
任何制度都与人相关，中国的制度建设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制度是人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是贯穿于中国制度建设的主线。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表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在现代化之路上不断前进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研究员米安·赛菲尔·拉赫曼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例，指出中国制度通过多环节、多层次的民主实践，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贯穿到国家治理全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了社会和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有代表参与从基层到高层的政策制定以及党和政府的运行工作。巴基斯坦政治学家法鲁克·萨利姆认为，中国民主关注“基于实质的民主概念”而非“民主的程序概念”，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广泛持续参与，体现了民主的真实性。
中国制度以人民作为根本评价尺度。中国制度建设中“人民”的分量极重，人民在制度设计、制度规定、制度实践中能真切感受到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正因为中国制度真正尊重人民、真实体现人民意愿、充分保障人民利益，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英国“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联合编辑基思·贝内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利用有效的制度设计，广泛听取人民心声，充分汇集人民智慧和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来自克罗地亚的学者帕维·莫西拉克在兰州大学工作，他结合身边发生的事情说：“我接触到的中国民众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自信不仅来自腾飞的经济，还因为中国有着完善的社会制度并能坚定捍卫国家利益”。海外学界的相关调查数据也显示，中国人民对本国制度有较高满意度，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超过90%。
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海外学界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等方面，他们从理论与实际、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结合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与审视，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制度优势的独特性与世界价值。
三、中国制度优势的多维功能
中国制度优势保障中国发展行稳致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桥梁作用，为他国的制度设计提供中国智慧，对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国内层面：助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中国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生成并不断发展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大国工程建设、科技强国建设、应对风险挑战等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国制度优势为国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制度通过有效的政治协商等方式，最大范围内扩大了社会共识，减少了社会矛盾，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韩国外国语大学学者金振锡认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作为大型政治制度的人大和政协除了其原本设立的目的外，还承担了精英吸纳这一额外的政治功能，通过政治制度弥补党在吸纳社会精英方面的弱点，促进更广泛的社会精英政治整合，减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态势，有助于增强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英国利物浦大学学者菲利克斯·维布雷希特认为：“中国的政协制度体现了兼容并包的政治智慧，政协委员来自各领域，通过各级政协这条联系面很广的民主渠道，进行多层次的社会对话，宣传、解释了国家的方针政策，活跃了社会舆论，利于提高全民的议政水平”。韩国外国语大学学者郑惠美等强调，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及相关制度建设的推进，推动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制化。中国在全社会建立了强有力的防御体系，防范了‘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等不可预测的风险，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为实现中国梦的国家大战略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中国制度优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在各种压力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长期保持全球独秀，独特的制度设计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为了弄清中国为何能够创造经济奇迹，查阅了相关文献，经过分析，列出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七条显性因素，他认为：第七条“有效的政府干预，包括远见卓识的领导，健全的制度架构和相当高效、相对廉洁的官僚体系”是“中国所独有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者列昂尼德·格里宁等人指出：“谈到经济非凡增长的因素，首先应该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资历，以及国家机器和社会整体对成功和增长的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机制在于，中国政府设法唤起了对经济增长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和省级管理机构的内部力量，这一点极为重要”。韩国东亚大学学者朴信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既重视增长又重视公平，但更强调公平、稳定和社会主义，并实施强调政府作用的政策。中国在进入新时代后，已经转变为追求公平和公正生活的观念，形成了基于中国历史和制度特征的以政府作用为重点的新发展模式”。
中国制度优势推动重大战略和重要工程落地。中国大国工程的每一次突破、进步，不仅体现了中国工程建设的强大实力，而且彰显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成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些成绩背后体现的则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挪威奥斯陆大学学者亚历山德罗·里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者蒂姆·欧克斯指出：“如果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近几十年里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它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提供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从青藏铁路、全国高速铁路网到三峡大坝，此类例子比比皆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塑造了进入城市、交通、公共产品和工作的通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简要回顾了中国航天史，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战略眼光、特定时期的优先发展战略等因素综合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航天发展的一系列政治决定的实施，采取了重大的国家财政和人力资本承诺的形式。通过分配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政治决策塑造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具体能力。中国政治塑造了不同航空航天子领域的进步”。美国纽约新学院全球研究项目副教授乔纳森·巴赫惊叹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的融资能力：“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建设铁路、管道、体育场馆、城市和港口，作为直接投资和获取资源交易的一部分；中国通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植根于冷战时期金融架构的基础设施融资的替代手段，展现了国际领导地位；中国牵头实施‘一带一路’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新港口、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融资，将包含世界大部分人口的60个国家连接起来”。
中国制度优势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嫦娥”落月、神舟飞天、“北斗”耀空等重大科技成果充分彰显了科技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等认为，“中国科学的制度结构将‘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协调，与竞争、技术开发商和工业企业的倡议、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依赖于强大的信息系统、强大的科技外交，使中国能够成功应对外部挑战”。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谢宇等认为，“有利于中国科学持续崛起的因素有四个：庞大的人口和人力资本基础、有利于科技人才流动的市场、庞大的华裔科学家群体的帮助以及愿意在科学领域进行投资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政府拥有集中资源，一再制定国家政策来推广科学”。韩国昌原大学学者李相斌认为，中国具有独特的国家创新体系：“由中央领导集团控制的多层次科技管理体系的治理结构，在关键技术领域对国内企业的差异化激励结构，以及与全球领先企业的战略联盟”。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学者贾布尔·埃利亚斯等提到了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认为该体系“不仅是实现提高生产力水平和追赶目标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工具，用辅助力量滋养国有生产基础，帮助启动优越的经济计划”。该体系的“另一个基础是其广泛而深远的公共金融体系”，“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种能够围绕大型项目重新调整经济方向的机制”。此外，该体系“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使国家能够集中信息，从而对情况做出快速反应”。
中国制度优势助力应对突发危机与长期风险。评价一国制度的优劣，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应对危机风险时的实践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制度通过了一个个“压力测试”，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在应对突发危机和长期风险中表现优异。韩国翰林大学的宋仁载在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21年中国所经历的灾难及其应对方式后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出现了对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广泛讨论，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韩国朝鲜大学学者朴正炫则探讨了“从非典看中国政府灾难应对和认识的变化”，认为“通过有效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展示了其危机管理能力，并获得了应对危机的信心”。此外，中国政府通过有效应对，“宣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经济和社会的飞跃创造了契机”。
总的来说，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制度优势在实践中转换为强大的治理效能，能持续推动中国发展，成功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长期性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也正因为中国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制度、发展道路，才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国际层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制度优势不断产生“外溢效应”，为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增添了新内容，从多方面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制度优势已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客座教授、肯特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曾在接受专访时指出：“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前总统罗塞夫也指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便摆脱了饥饿和贫困，推翻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引领全球科技进步，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理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敬佩”。
中国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使海外一些人认为学习中国制度大有裨益。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普拉迪普·库马尔·贾瓦利认为：“中国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400多年所创造的成就，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经验有许多方面值得全世界其他共产党创造性地借鉴”。加蓬民主党第二副总书记米歇尔·菲利普·恩泽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加蓬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已有40多年历史。加蓬民主党历任领导人都曾到中国考察访问，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也见证了中国巨大的发展变化，深切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说明，承认中国制度的价值与借鉴意义实质上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反映。
中国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不断促进南南合作深化发展，特别是在制度层面不断创新，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发展是南南合作的核心目标，也是全球南方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蕴含的发展智慧值得借鉴。第一，制定发展战略要立足实际，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经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空间战略、城市部门规划与管理服务部（私营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师娜伊拉·塔斯尼姆指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经验和制度改革中学习。这些经验包括向更大程度的分权化改革、设立经济特区、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其他实验性措施”。“中国经验提供的非常规、创新和实验性解决方案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对创造性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而不是僵化的技术官僚方法”。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明确的量身定制的政策是中国扶贫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的情况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取得了里程碑式成功，而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则产生了新问题”。“事实证明，尽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脱贫挑战，但通过量身定制的改革可以成功解决多维度的贫困问题”。第二，发展不能带来环境污染。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学者朱安娜等人探讨了中国在南半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中国采用的自然解决方案（NbS）模仿了生态文明的基调，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同的基本逻辑，“即利用自然节奏实现人类与更广泛生态和谐发展，实现人类不主宰或征服自然，而是遵守自然规则和节奏实现共同繁荣的未来”。他们指出，中国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重视环境。韩国外国语大学学者金道勋探讨了中国的全球废物治理。他认为，中国2018年开始实施固体废物进口限制，到2021年实现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口政策转变的原因，不仅是出于环境政策的考量，还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冲突、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能源安全、废料处理产业及经济效益、走私及其他国际犯罪等国际政策、经济、社会领域密切相关。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重视环境保护，通过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抢先制定相关环境议程，中国为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南南环境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学者莉娜·贝纳卜杜拉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曾经都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一再表示，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秉持真实亲诚理念、正确义利观，不断深化中非务实合作，团结共创美好未来”。“在中国影响下，全球南方国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被带入中国的经验中，以包容、开放、友谊和团结的语言来代表，并以‘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等短语表现出来”。这说明，海外学界认可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贡献。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心系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为南南合作不断贡献智慧。
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功能，海外学界主要关注其在应对社会现实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些作用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中国制度在不同层面的优势。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表现，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大国治理成效，充分证明中国制度有意义、有价值、可行、有效。中国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成功解决了许多问题，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四、中国制度优势的比较意蕴
制度优势，一方面表现为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种制度与其他制度在对比中展现出来的重要价值。在与其他制度比较中，中国制度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海外学界从制度的内在规定、现实作用等方面对中国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彰显出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
经济制度方面 海外学界大都认为，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既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长项、又能较好地矫正市场机制的弊端，创造性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总能创造奇迹的重要原因。法国学者马西莫·普兰迪撰文指出：中国既重视市场作用，同时更没有忽视政府的监管和调节。由于经济增长的蓬勃发展等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学者纳特·韦恩斯坦也认为，中国虽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但并没有中断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属性”才使中国能够超越靠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海外学者的分析证明，中国经济制度能够发挥灵活性、长远性、宏观性等优势，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稳运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政党制度方面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多重独特优势。第一，聚智聚力，科学决策，执行高效。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具有效率优势；现今一些西方国家，多党搞恶性竞争，处理问题反复拉锯，效率低下”。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永葆多党合作事业生机活力。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第三，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民主。西方政党坚持“选举至上”，人民对政党的信任度并不高。如美国政治学者、专栏作家阿尼尔·西格德尔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拓宽了民主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共同的目标，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因此避免了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也避免了西方式的选战和政治斗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无疑为破解世界政党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
外交政策方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西方列强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中国始终坚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提出了一个和谐的发展模式，一个以合作、多边主义和共赢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完全不同于美国提出的单边的、竞争的和富于侵略性的模式”。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者蒂莫·基维迈基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指出，该理念与美国的冷战思维有着根本区别，“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行动派，中国用笃定的信念、扎实的行动凝聚和平发展力量”。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学者弗拉基米尔·亚库宁也认为，与建立单极世界体系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尊重文化和政治差异，其全球使命是通过创建综合发展的带状区域，将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全球命运共同体”。
五、评析与思考
海外学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视角丰富、方法多样，相关研究成果反映了海外学者独特的学术旨趣，为国内学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少数海外学者的研究亦存在局限之处，需要我们仔细甄别并作出回应。
（一）研究特点
海外学界从多角度对中国制度优势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有以下一些研究特点。一是研究主体丰富多元。研究者中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有来自发达国家，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研究者中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专家，也有媒体、政界、商界、国际智库的人士。二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在材料使用方面，研究者重视中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据，选择一些鲜活的事例进行分析，有些学者甚至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还有学者注重使用多学科知识，并非局限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使用促进了中国制度优势研究的深化。三是在研究内容上，从“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缘由”“中国制度优势的主要表现”“中国制度优势的多维功能”“中国制度优势的比较意蕴”等方面进行阐释，不仅从理论根基入手探寻中国制度优势生成的理论支撑，而且从实践维度指出了中国制度优势的多种表现形态、多维价值功能，尤其是运用比较视角分析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四是在研究动机方面，海外学界对于该议题的探讨，多以现实诉求为出发点，期待通过研究借鉴其中的经验，或通过研究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总体来说，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虽然其研究方法迥异、研究视角各有不同、研究内容各有侧重、研究观点和认知有差异，但总体分析较为客观，勾勒出中国制度优势的整体轮廓，为深化中国制度优势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
（二）存在问题
虽然海外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因社会制度属性不同、文化差异、国情迥异等因素，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理论性有待加强。一些海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制度优势的关联，但是他们未能很好地运用或者不用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中国制度优势。关于该议题的研究，若忽视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脱离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极易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不利于全方位把握中国制度优势的生成缘由、重大理论贡献、实践伟力等相关问题，进而造成中国制度优势在研究过程中理论性的缺失。二是整体性研究阙如，系统性研究仍需要加强。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研究多从细微处出发，聚焦小事件，既没有整体视野，也缺乏见微知著的智慧，这虽然有利于推动中国制度优势研究中某一议题的深化，但因宏观视野不够，故不能用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由来和发展、不能把握中国制度优势蕴藏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历史智慧，极易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化。三是囿于“西方中心论”，部分研究成果带有偏见。总体来说，海外学界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了中国制度具有独特优势，但还有一部分海外学者从“西方中心论”视角出发，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制度优势，随之做出一些错误判断。
（三）研究启示
海外学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充分肯定，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发展的制度密码，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优势的认知，也为国内深入探讨中国制度优势并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推动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要拓宽研究视野，高度重视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持续追踪海外关于该议题研究的前沿动态，在精准把握海外研究中国制度优势的动机与目的的基础上，既积极吸收他们的有益成果，又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于其中的错误观点、抹黑之处、恶意攻击等负面内容要予以针对性回应、批驳。二是努力构建既符合国情、又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制度优势学术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实际，从理论支撑、文化底蕴、实践基础、政治功能等维度深度探寻中国制度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从大历史观出发不断发掘中国制度优势的政治和历史意义、世界价值和影响，不断拓展中国制度优势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故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并未转换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优势。新时代新征程，多维度讲好中国制度优势，使制度优势转换为话语优势，对增强中华儿女的制度认同、制度自信，回应海外对中国制度优势的曲解、误解，维护和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等有重要意义。为此，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就制度的“中国特色”进行经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深化，以形成可分享的共同经验，为人类发展贡献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明。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将中国制度“好的原因”“好的表现”等相关内容讲出去、讲清楚、讲明白，让世界更加真实、全面地认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制度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科学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一以贯之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着眼于人民福祉，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其优越性必将日益彰显。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