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围绕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形成了丰富成果，肯定了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形成了海外邓小平研究的新热点。海外学者从邓小平的个性风格、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时代主题的变化分析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动因，从坚持党的领导、农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科技人才、外交等维度肯定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探索。海外学者认同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对当代中国发展、世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中肯定性评价占据主流地位，这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的独特魅力与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价值，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视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海外学界；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中国经验；认知评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并在此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斐然，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解读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奥秘，邓小平便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海外学界高度关注邓小平和中国现代化事业，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表明邓小平在海外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因此，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之际，系统把握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动态，对于我们感悟邓小平的伟人魅力、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价值、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是中共十八大后海外邓小平研究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围绕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展开探索。这不仅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引发了海外学界的关注。中共十八大后，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一，在著作方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安立主编的《现代亚洲缔造者》分析了邓小平政治风格，梳理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教授雷内·施赖伯在《邓小平与中国经济奇迹》一书中梳理了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肯定了邓小平的卓越贡献。
第二，在学术论文方面，不仅海外中国研究期刊《中国季刊》《当代中国研究》刊发了相关论文，《东方世界》《亚洲教育》等多学科领域的期刊也刊发了邓小平研究的论文。譬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伯纳德·基奥的《摸着石头过河：现代中国缔造者邓小平》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国教育现代化方面的突出成就。
第三，多家海外期刊刊登了相关评论员文章。英国评论杂志《沉思》刊登了英国历史学家、世界事务评论家迈克尔·伯利的评论《中国崛起令人震惊，但我们不应该害怕》，阐述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措施及影响；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研究员托尼·沃克在《致富光荣：邓小平如何让中国影响世界》一文中肯定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等等。
第四，海外智库的研究成果纷呈。摩洛哥新南方政策中心的报告《改革开放：中国给世界的启示》揭示了邓小平推动的中国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阿瑟·克罗伯在《释放“新质生产力”：中国技术引领型增长战略》中认为，邓小平在现代化过程中注重发挥科技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等等。
综上所述，中共十八大后海外邓小平研究聚焦的核心议题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及其影响，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类型多样，这呈现了海外学界邓小平研究的新热点。与 21 世纪初海外邓小平的研究相比，中共十八大后的海外研究，从议题上来看，既关注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动因与多领域实践，也分析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视野更为开阔；从研究队伍来看，来自全球的高校、智库人员都有广泛参与，呈现出全球化、专业化特征。总之，这一新热点不仅体现了海外邓小平研究与时俱进，也彰显了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我们重视并进行学理研究，以把握邓小平的魅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
二、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动因
邓小平为何要探索中国现代化？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是海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海外学界从邓小平的个性风格、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代主题变化的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邓小平的个性风格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海外学界认为，邓小平的留学与出访经历塑造了他开放、务实的个性风格，使得他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奥德·韦斯塔德指出，邓小平在法国、苏联的留学经历和在新加坡、越南等地区的见闻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与革命意识，将法兰西的激情与苏联的务实结合起来，借鉴西方先进的经验技术发展中国。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张伟斌认为，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期间关注到了现代工业与科技的力量，这对他在改革开放后务实地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二）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差距促使邓小平加快建设中国现代化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意识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决心加快现代化建设以缩小差距。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指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认识到中国与相邻的日本、韩国有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因此他主张向邻国学习，加快本国现代化建设。摩洛哥智库新南方政策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够高，邓小平在意识到这一状况后，决定通过改革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上，邓小平在与苏联、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比较后，提出了中国“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判断，表明了邓小平以推进现代化来弥补发展差距的决心。
（三）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时代主题的要求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因为邓小平对中国与时代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捷克共和国布拉格查理大学讲师阿莱斯·卡马津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研判，并据此认为中国应当避免冲突，关注现代化建设，适应世界快速发展的变化。印度德里大学教授阿班蒂·巴特查亚指出，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要求构建和平稳定的环境，以此为基础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对时代发展与世界格局的清晰把握为制定中国的现代化政策提供了依据。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关于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动因分析较为全面，既有关于邓小平个性风格的微观化描述，又有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对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等宏观因素的分析，体现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特点。
三、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探索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不仅关注到邓小平高度重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序推进农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进程，也关注到邓小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与外交政策的保障作用，视野较为开阔。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提出“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并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得到了海外学界的积极评价。
海外学界基本肯定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伯纳德·基奥指出，邓小平虽然通过吸收西方经验发展生产力，但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历史证明他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当苏联解体时，中国共产党仍牢牢把握着领导权。张伟斌认为，邓小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受到人口变化、经济结构变化等要素的影响，因此邓小平强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改革，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性。
海外学界关注到邓小平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有序将权力下放，认为这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西蒙·马金森肯定了邓小平在坚持党中央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自主性。中国共产党将权力下放地方，目的是促进现代化发展，并非走西方发展道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政府的助理教授穆罕默德·瓦赖奇指出，邓小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时，地方政府在中央领导下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为地方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制度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事业。
海外学界从邓小平的治理方式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展开研究，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关注。他们从中外对比视角分析了邓小平的做法，肯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二）持续发力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村农业问题，提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的论断，赢得了海外学界的高度赞赏。
海外学界指出，邓小平通过农村现代化先行，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激发农村活力。巴基斯坦卡拉奇商业管理学院教授沙希达·维扎拉特指出，邓小平高度关注农业现代化，给予农民更多自主权，允许他们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将剩余产品投放市场获利，这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加拿大卡普兰诺大学教授肯·默克认为，邓小平将农业作为发展的优先事项，重视发展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助于他们转向投资非农产业，乡镇企业逐渐兴起，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综合繁荣，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事业。
海外学界进一步分析了邓小平在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方法论贡献。世界银行专家郝福满认为，邓小平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体现了“渐进式”的方法，从少数地区开始实施改革，并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这保障了现代化进程稳步前进。保加利亚维利科图尔诺沃大学副教授伊利扬·马捷耶夫指出，邓小平在农村建设中反对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这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方法。
海外学界积极评价邓小平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探索，既肯定了邓小平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效，也有对邓小平推进农村现代化方法论的思考，研究有所深化。
（三）通过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海外学界关注到了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视，并认为这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印度尼西亚乌塔拉苏门答腊大学副教授秋基·西和堂指出，邓小平意识到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推进了金融业改革，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这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助理教授穆罕默德·萨希托等学者指出，邓小平推行了银行改革、货币改革等金融改革措施，金融机构的效率不断提高，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为经济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海外学界肯定了邓小平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等促进国家发展。肯·默克指出，邓小平推动设立经济特区，地方官员利用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外国投资。澳大利亚斯特拉马里斯学院教授普丽娅·苏雷什认为，邓小平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大量外汇。
海外学界不仅关注到了邓小平对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视，也能具体探讨中国的比较优势，形成了新的认识，也彰显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紧跟世界潮流。
（四）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科教人才的重要性，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的论断，并进行了实践探索，得到了海外学界的高度认同。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积极吸收西方教育的有益成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西蒙·马金森从教育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教育现代化是中国能够高速发展的关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助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助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与科技的繁荣，助推了中国的发展。穆罕默德·萨希托等指出，为了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邓小平对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引入了西方现代经济和管理课程，并为政府官员提供专门的金融、财政等方面的业务培训。
海外学界积极评价了邓小平以科技事业赋能中国现代化建设。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曹聪指出，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行了一系列重视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的政策，科学家们能够获得经济激励、学术声誉，这鼓励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科学报国的事业中。伯纳德·基奥认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计算机、光学、遗传学等领域优先进行人才培养，大力建立研究中心，培养了超过 80 万的研究人员，增强了现代化建设中的科技力量。
总体来看，海外学界对邓小平以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赋能现代化建设的做法予以肯定，并认为这一做法成效显著。在此议题的研究中，不仅有传统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也有教育学的学者参与研究，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吸引了多学科专家的关注。
（五）外交政策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家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海外学界的赞赏。他们认为这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阿班蒂·巴特查亚指出，睦邻友好政策是邓小平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其中蕴含了邓小平和平解决争端的创造性方法——“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周边局势。巴西开发银行专家乔纳·儒尼奥尔认为，邓小平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很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能够吸收西方国家的长处，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前所述，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研究较为全面，不仅能够对中国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对比研究，也能够结合金融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等新的时代热点分析邓小平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认识。但是目前的研究很多都是偏重实践层面的梳理，从理论层面的归纳较少，有待进一步丰富。
四、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影响
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成就斐然，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得到了海外学者的积极评价。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海外学界肯定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对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教授席格伦指出，1978 年以后，邓小平使中国摆脱了落后的局面，中国各项现代化事业得到了迅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实现了经济和贸易的腾飞，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新南方政策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改变了国家面貌，中国发展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海外学界积极评价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贡献，认为邓小平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主任徐里奥·里奥斯指出，邓小平理论秉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邓小平探索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推进现代化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等指出，邓小平以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条件相结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三）奠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础
海外学界关注到了邓小平探索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延续性，认为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哈萨克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莫尔迪尔·阿西尔认为，邓小平在现代化事业中提出的“小康社会”影响深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思想基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研究员孙大权指出，邓小平探索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取得了较大成就。在新时代，习近平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贡献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
海外学界从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对现代化道路的拓展等方面肯定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世界贡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政府政策分析师奈拉·塔斯尼姆指出，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升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近五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托尼·沃克表示，邓小平对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在邓小平领导下实现年均约 10% 的惊人增长，世界发展进程不会如此迅速。秋基·西和堂指出，邓小平的政策不仅推动了中国快速发展，也为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对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及世界效应予以了高度评价，他们从理论创新、中国发展、世界贡献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较为客观，彰显了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五、对海外学界研究的评价与思考
纵观中共十八大后海外学界对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借鉴，但是仍有些不足需要我们予以关注。
（一）研究特点
1.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
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更侧重于邓小平开辟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研究较为全面、细致，形成了“动因—实践—影响”的整体图景。一方面，相较于之前仅从一般性层面介绍和解释邓小平及中国现代化，中共十八大后，海外学者转为更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动因与举措，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分析了其重要意义，研究不断推进，新的认识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将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的联系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行研究， 新议题不断凸显，如从金融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视角分析了邓小平推进现代化的举措，或尝试总结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从研究者的分布情况看，早期海外邓小平研究多为欧美和日本学者，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等。中共十八大后，除了欧美知名专家持续关注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议题外，东南亚、非洲、南美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逐渐对这一议题展开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也参与进来，这些现象凸显了这一议题的全球热度。
从研究机构看，除了海外高校的东亚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等传统阵地外，一些智库、报刊也逐渐关注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通过挖掘如田野调查、统计数据等一手素材形成新的判断。这些现象均体现了邓小平的魅力与中国现代化成就的感召力，表明海外各界都在试图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2.研究学科与研究方法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研究这一议题的海外学者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为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同时，海外学者在开展研究时，在传统的文本分析法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数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这有助于深化研究。多元学科与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体现了海外学界对这一议题研究的热度，也有助于从多领域总结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贡献，形成新认识。
3.侧重于国家治理与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
注重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展开研究。一方面，海外学界关注这一议题时，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人才教育建设、大国外交等维度，体现了海外学界侧重于从治理的角度解码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另一方面，海外学界在分析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时，主要是从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等角度展开，这也是从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的社会治理难题出发进行的分析。注重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一方面，海外学者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对比，分析中苏两国为何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同的发展结果。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进行对比，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独特价值。
（二）研究不足
1.理论性有待加强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旨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创新意蕴。尽管关于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构成了海外邓小平研究的新热点，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研究的理论性仍有待加强。第一，海外学者多从总体上研究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对中国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明确区分，这就导致了他们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式”把握得还不够， 对邓小平的探索如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研究较弱，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把握不足。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的视角研究邓小平对现代化探索的成果较少，这不利于把握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不利于发掘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了理论性的缺失。第三，海外学界的研究日益细化，这虽然有助于从各个领域总结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但是也出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有所削弱。这需要我们积极引导海外学界，从整体性上特别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方位关注，这样既能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又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2.囿于“西方中心论”的认知仍然存在
海外学界关于邓小平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认知中肯定性评价占据主流地位，但仍有少数学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解读这一议题，做出了误读，其实质是这些学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下去解读中国问题。他们只关注到了邓小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借助了西方的技术、资金与经验，而没有关注到“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因此，这也需要我们全面把握、仔细鉴别海外学界的研究观点，避免片面认知的干扰。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对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新的社会热点议题对邓小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读，这为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提供了参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波澜壮阔，对我们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的关注还稍显薄弱，从而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这也启示我们，在构建新中国史“三大体系”时，要充分关注海外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与评价，取其所长，将其融入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在框架中，为党和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参考，坚定“四个自信”；同时，也要善于运用海外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与表达，以便深入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探讨，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21AKS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健，法学博士，讲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