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美国政界就“谁丢掉中国”展开辩论的同时，美国学界已有人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城市的接管（以下简称中共城市接管）问题。受国际格局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加之研究资料获取的限制，早期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难免存在主观臆断和“理论预设”的现象。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研究视角的转换等，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重点和关切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脉络

　　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的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型，从全能主义视角到精英主义视角，再到革命与现代化视角、多元主义视角。相应地，学者们关于中共城市接管的研究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城市接管过程的研究聚焦到城市接管人员，进而关注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

　　（一）开端：全能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接管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界开始出现关于中共城市接管的过程和城市接管之后民众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共能否成功接管城市并巩固政权。受冷战思维及档案材料匮乏的影响，美国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通常采用流行的全能主义视角。他们对中共城市接管的研究带有“理论预设”的成分，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理查德·沃克的《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利用翻译自中国报刊的材料，重点探讨了新中国的政权结构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方式，同时也注意到中共政权下人们的情感和社会生活，其结论是五年后的红色政权“很可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所害怕和憎恨”。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政权为中国设计了一份蓝图，而这份蓝图被证实是可行的”。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共接管城市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境及新政权的前景等方面。1963年，鲍大可在《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中描述了1948年旧政权崩溃，新政权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即中共接管前夕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如北京的学生运动、天津的经济衰退、南京的派系政治和香港的公共道德崩溃等，重点论述了中共接管前的社会混乱以及中共接管面临的巨大困难。对中共新政权的前景，鲍大可在1964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初期：1949—1955》描述了中共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工会、青年联合会、妇联等来巩固执政基础，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建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使国家的触角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存在能够撼动中共政权的颠覆性的组织，尤其是国民党已在中国大陆失去民心，退居台湾，但他对中共的执政能力仍持怀疑态度。中共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处理所面临问题的能力，而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太大，经济崩溃、政治分裂、思想混乱，中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故而鲍大可认为，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共产党只是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取得成功，真正的难题仍然横亘在共产党面前，并且他们面临的困难可能还在增加”。

　　与以上隔岸观火式的研究不同，这一阶段也有个别学者的研究出自个人的“现场”感知。1950—1951年，施坚雅在成都进行田野调查，他根据“亲历、亲闻”用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1949年中共接管成都的过程。施坚雅记忆中的成都接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共接管了成都市区的所有银行，而那些仍然运营的银行被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用于回收银圆和发行人民币以稳定物价。第二，开展群众运动和建立群众组织是政治工作者的第一要务。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般由南下干部担任，动员群众加入各种组织、参与各种会议。以妇联为例，妇联的大部分领导职务虽由南下干部担任，但是也注重在当地招募积极分子。妇联的日常工作就是组织学习、宣传中共政策，如划分阶级成分等。第三，开展社会治理和社会救济。据统计，当时成都失业情况严峻，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认为应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而非单纯的社会救济，例如修补街道和水库。后期的成渝铁路建设项目有效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施坚雅看来，中共在接管成都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中共的应对策略大体说来是有效的。“这个城市重获活力，市民拥有了共产党干部的部分热情和利他主义品格。他们拥有希望和信心，在许多情况下克服了当下的经济困难。”

　　时任《上海晚报》记者的高尔德通过对比1949年中共接管前后的上海经济，描述了国民党撤离前经济衰退和中共接管时采取的经济政策，以及军队在接管上海时展现出来的良好纪律。作为一个媒体人，高尔德还关注了中共对上海新闻媒体机构的接管过程以及中共对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外籍人员的政策，他也是最早一批感受到“我们失去了中国”的美国人。

　　20世纪50—60年代，受全能主义视角的影响，美国学界始终以“他者”的身份看待中共城市接管，同时由于这一时期从中国获取一手资料、数据较难，大部分美国学者无法通过“在场”的方式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变化，因此，相关研究多在“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利用二手资料来解读中共城市接管及建政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认知偏差。

　　（二）南下干部：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接管干部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者多采用精英主义视角研究大洋彼岸的红色政权，城市接管干部（包括中共领袖和南下干部）被其视为精英群体，对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研究涉及了城市接管思想及政策；对南下干部的研究，包括他们的来源、从革命者到行政官员的角色转换、待遇、晋升过程以及城市接管过程中的身份、文化、语言冲突等内容。

　　1967年，傅高义发表的《从革命者到半官僚：干部的正规化》，以新中国成立后干部队伍的身份转换为切入口，探讨干部队伍的正规化问题，剖析干部队伍从革命者向行政官员转型的过程。他强调了城市接管过程中新政权对干部自身素质要求的转变，由政治忠诚、勇敢等品质转向行政官员所需的学识及专业能力，同时干部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转移，由城市接管初期的任务模式转向常规工作中的行政层级模式，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老革命者与新干部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他将革命年代的干部划分为五类：长征时期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国民党起义人员和旧政权留任人员，探讨了城市接管时期中共对干部队伍的整风、培训、工资待遇问题，以及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在干部考核晋升中的作用。最后，他认为干部队伍的正规化过程并没有消除不同类型干部的职业或政治背景的差异。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以香港为观察窗口，考察了1949—1968年广州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社会变迁，阐述了中共接管广州、瓦解旧政权、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过程，重点探讨了接管干部的整合、新干部的招录和培训。他将被整合的干部分为四类，即南下工作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工作者、旧政权留任人员，并对这四类人员的知识背景及政治身份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干部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老革命者和旧政权留任人员之间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凸显了城市接管过程中行政专业性和政治忠诚之间的张力。同时，他认为以上四类干部无法满足复杂的市政建设及组织机构的扩张，因此需要招录新干部。年轻学生作为积极分子可以通过培训教育成为新干部，既有的干部也可以通过训练班完成专业化的培训，但地方干部管理的规范化及其工作日常化依然困难重重。

　　同期，鲍大可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和政权》中利用对从中国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人士的访谈资料，分析新政权的政治体制及其组织运作，其侧重点是地方政权。他考察了部级、县级和社区的政治组织及其运作过程，包括政治组织的结构、工作人员的类型和职业轨迹以及党组织与非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增强中央主导权、保持高层实权、扩大政府职能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功创造了一个有纪律的精英团队和新的党政机构。他重点以福建干部队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南下干部在接管福建过程中遇到的语言困境以及文化冲突。

　　柯英茂采用量化的分析方法，以湖北省武汉市157位高级干部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城市接管及之后的干部招录和晋升过程。他除了探讨干部招录中“红”和“专”的标准外，还对城市接管时期的干部及其来源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107位高级干部是中共党员，且58%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另外，他将影响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政治属性和个人属性。政治属性包括党员身份、政治资历、革命生涯、阶级成分；个人属性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专业技术。数据分析显示，自

　　1949年起，每年有14%的旧领导干部被新领导干部取代，1949年的干部在7年后基本被全部替换。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治属性是影响干部晋升速度的主要因素，党员干部的晋升速度远远快于其他类型的干部，其中技术干部所担任的职务及晋升路径均有所限制。因此，他认为，早期武汉的干部管理“不同于韦伯视域下官僚形态的理想模式”。

　　刘易斯主编的论文集《共产主义中国的城市》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南下干部。李浩以广东省惠阳县公安局为案例，分析了1952年前后地方干部中存在“地方主义”“仕途主义”和“专业主义”。柯英茂通过数据分析了城市接管时期武汉市干部的招录过程，从干部短缺、招录、过量招录到适量精简。据统计，武汉市担任市长、副市长、处级领导干部等的党员占91%，担任科级干部的党员占24%。其中，处级（含）以上领导干部总体数量少、科级以下干部专业性要求不高，这两部分干部短缺现象并不明显；科级干部数量庞大、专业性要求高，人才短缺情况较为严重，“红”与“专”的冲突在科级干部中最为突出。爱默生的研究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阶段的干部教育政策与专业、半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城市接管阶段，干部教育的重点是非专业的行政干部，这不同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培养。

　　施乐伯主编的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在“地方精英”部分收录了张伯伦和符根汉的文章。张伯伦以天津、上海和广州三座大型城市为案例，将城市接管时期的市级干部群体与组织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转型和城市政权建设的共性特征及地方特性。符根汉聚焦接管福建的省级干部群体，他认为在城市接管与社会重建过程中，面对中央权威，尤其是当中央出台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时，省级干部在解读政策文本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中央政令进行“修正”。

　　（三）社会改造：革命与现代化视角下的城市变迁

　　城市接管不仅包括城市政治系统的接收和管理，还包括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因此，“过渡中的社会”也逐步成为美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美国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共城市接管后的社会改造，学者多采用革命视角来解析中共建政后城市的社会改造及变化。

　　约瑟夫·耶克的《制造一场中国都市革命：国共两党的京津之争（1945—1949）》聚焦国共内战，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比较了中共城市接管的两种模式：天津的武力接管和北平的和平接管，重点分析了1949年1月中共解放北平、接管北平的过程，以及中共对旧政权人员、教师和专家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还逐步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研究重点从社会结构变化转向城市生活变迁，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文化、公共生活、教育改革等议题。如贺萧在《危险的娱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和现代性》中提到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使之成功地把它的管控能力延伸至以往市政当局难以触及的领域，上海的新政权消灭娼妓业，表明中国正迈向一个强大、健康、现代的国家。周雪光在《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层：1949—1994》中，通过建构回归模型考察了家庭、性别和居住地的分层过程及其对1949年之后中国城市教育的影响。他通过对20个城市中居民样本教育经历的分析发现，家庭地位对代际教育存在影响，但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社会或政治地位较高的家庭，其子女教育并无明显的优势。早期居住在大城市的人通常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但这一现象随着政策的变迁发生了变化。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性别的教育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四）“找回国家”：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接管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呼吁“找回国家”，出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美国汉学界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功能（组织运作）等。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多元主义视角成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主流。、

    郑世平在《制度困境：1949年后中国政党与国家》中以国家建设为主线，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探讨1949年后中共面临的制度困境。他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包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党”和“邓小平时代的执政党”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乔舒亚·戈尔茨坦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1949—1954年产前保健运动以及通过这一运动国家如何重新定义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他认为，取缔接生婆、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推广无痛分娩、重新定位女性角色等对妇女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使得“性别的生理定义被用来将女性的身体纳入国家管理之中”。另外，国家对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改变也受到关注，如中共倡导“家庭革命”“家国关系”重构等；公民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等。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也被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代表作有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马克·弗雷泽的《中国工厂的形成：国家、革命和劳工管理》等。

　　关于城市接管过程中的政权建设研究，高铮的《共产主义者接管杭州：城市与干部的转型（1949—1954）》运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革的分析框架，从杭州的历史出发，突出其自身的城市特性和文化特征，分析了城市接管时期中共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过程，探讨了南下干部在城市接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南下干部与杭州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阐释了中国政治传统对中共建政的影响，剖析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张力。也有学者以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为视角，研究城市接管过程中政治话语在阶级斗争中的运用。语言政策在政权构建、组织运作和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也受到关注。周明朗等在《新中国的语言政治：1949年以后的理论与实践》中分析中共接管城市后通过推广普通话和统一文字体系促进国家政权的建构。

　　从精英转向大众，从政府组织转向社会，从阶级、阶层转向社会群体，是近年来美国学界有关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新取向。周杰荣、毕克伟编著的《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论及1949年前后中共接管大陆的过程，包括对大城市的接管、边疆地区的控制、城市文化变迁及民族资本家的改造等。在该书中，裴宜理以上海工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工人身份在理想与实际生活中的差距。

　　此外，魏斐德的《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主要以新旧政权更迭时期的上海市政警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海的社会治安工作。阿明达·史密斯聚焦思想改革，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追溯劳动改造制度的起源，探讨了1949—1957年中共思想改造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中共早期对乞丐、妓女和其他社会边缘化个体的劳动改造是1957年后中共政权建立劳动改造制度的前奏，劳动改造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王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中探讨了政治运动对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变迁的影响。

　　二、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回顾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脉络可以看出，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旨趣随“中国研究”学术理路的变化而变化，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而从中我们也应有所思考和辨析。

　　（一）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研究旨趣随“中国研究”学术理路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随着美国“中国研究”学术理路的变化而有不同侧重。1984年，何汉理回顾了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认为研究范式已从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全能主义转向多元主义。这一转型同样也适用于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次转型。早期学者受全能主义视角影响，相关研究高度政治化，研究热点集中在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组织。从政党组织出发，美国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集中在领袖、精英阶层，如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和组织系统内部的政治精英，因此南下干部成为精英主义视角下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是美国学界解释中共城市接管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的重要路径，学者们的关切点转向社会层面，社会如何被改造、城市如何走向现代化？进入21世纪，多元主义视角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相关研究从“自上而下”的组织运行转向“自下而上”的接受与回应，如城市居民、社会群体在城市接管过程中对国家、政党态度的转变、价值观念的重塑及其如何协调自身的行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调适的文化”。

　　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 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由宏观的政治研究转向微观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研究议题呈现越来越细化的特征。早期受冷战格局的影响，美国学者对中共的研究集中在政治层面的整体性研究，研究议题包括顶层制度设计、政权形态等，而在中共城市接管的制度安排、组织机构设置的研究中，更注重“静态”制度研究，如军管会制度，而对“动态”制度运作关注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的专题性研究转向了社会领域，探讨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研究对象从精英阶层转向了特定的目标群体，研究内容细化到城市接管的具体领域及行业，如医疗卫生、新闻传播、外资企业等。

　　研究方法多样化 美国学界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始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受限于研究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多关注中共接管城市的过程及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其后，美国学者对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转向交叉学科，如历史社会学者开始关注中共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入发展，美国学者开始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访谈，通过量化研究了解1949年后中共接管后的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如周雪光讨论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再分配和社会分层问题、王承志分析了1949—1953年群众运动中的动员机制。近十余年，交叉学科研究开始成为主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相关议题，如政治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等。基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的跨学科性，相关研究方法呈现混合化和多样化的特征。而随着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兴起，部分美国学者通过建立中共政治精英的数据库，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了解政治精英的社会关系图谱、晋升路径的关键节点、基层政治精英的流动以及中央与地方精英的互动等议题。

　　（二）几点启示

　　通过对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研究状况的梳理与思考，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应重视中共城市接管过程中的政权建设问题 美国学者之所以对中共城市接管史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中共城市接管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的起点。研究中共城市接管史，有助于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在城市接管时期的政权建设对中国后续发展产生的源头式影响，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

　　应秉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为了避免美国学界存在的范式先行的研究偏好，中国学界应立足中国本土情境，聚焦研究对象，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秉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运用恰当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工具。这就需要我们既要避免断裂论的思维，也要避免落入所谓“理论预设”“路径依赖”的窠臼，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客观总结中共建政历史成就，综合分析复杂的城市接管环境与历史过程，唯此才能全面深化对中共建政史的研究。

　　应辩证看待微观研究的价值微观研究 虽然有助于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但也要避免研究对象的过度细化、“碎片化”遮蔽了应有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以免将局部的“地方性知识”夸大为“一般性知识”、整体性特征。

　　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关于中共城市接管史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富，但早期受限于资料搜集和数据来源等问题，研究的范围有限。随着更多档案资料的开放，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议题越来越细化，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但相关研究领域依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需要通过进一步聚焦包括政权建构、制度建设、南下干部等重要议题，整理和整合不同历史阶段的档案资料和数据资料，只有秉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摒弃“理论预设”“路径依赖”，采用多元主义视角和多学科研究方法，方能深入、客观地研究中国共产党成功建政的历程和成就，准确、科学地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

　　［作者简介］田圆，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1002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