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4年的中国三线建设，自 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无论是对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地域范围及影响，还是对其战略决策、制 度规定、人员安排及职工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 相关档案文献不断公开、中国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也开始逐渐 关注中国的三线建设。

　　关于国外学者对中国三线建设的研究状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有所涉及与整 理，如陈东林等在《三线建设史研究述评》一文中，大体梳理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学者的相关著述；（参见陈东林等：《三线建设史研究述评》，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5—368 页。）陈超在《主动转移、备战疑虑与能力积累——三线建设研究 在西方文献中的新视角与新视点》一文中，对近年来西方学者从政策出台的动因、经 济发展、战略转移等角度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分析。（陈超：《主动转移、备战疑虑与能力积累——三线建设研究在西方文献中的新视角与新视点》， 张鸿春：《三线风云》第 3 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6—382 页。）美国学者柯尚哲也 对近年来欧美学者就中国三线建设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他认为目前欧美学者主要对三线建设与经济、军事和环境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而未来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要从社会史、口述史等方面展开。（﹝美﹞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 年第 1 期。）以上综述关注到了西方学者对三线建设不同层 面的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其研究特色与未来发展指向。但目前对西方学者关 于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的梳理，无论是在成果的统计上，还是在研究视野等方面，都缺 乏广泛、深入的整理、分析与归纳。本文试图在搜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 关于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其中涉及三线建设的基本内容、研究成就与存 在问题，并分析其对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启示，以期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有所 裨益。

　　对三线建设基本概念的认知

　　关于三线建设基本概念的认知问题，主要涉及三线建设的译法、基本含义与建设 内容等方面。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从 1964 年到 1980 年，我国 在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 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所谓三线，是由我国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 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是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湖 南、湖北、河南等内地地区；二线是指位于一线、三线之间的地区。其中西南及西北 地区 7 省区为大三线，一线、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 页。）

　　由于国外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地域范围等方面的资料，主要是源于国内学者的研 究成果，所以，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关于三线建设的译法、含义 等基本问题，国外学者根据各自的理解与研究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关于三线的英文译法，从目前的已有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较早对中国三线建设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巴瑞·诺顿提出的。他将中国的三线译为“Third Front”，主要是指大三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 宁夏 6 省区的全部，陕西省秦岭以南的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 3 省的西 部地区，是由诸多运输干线和工业企业连接起来的规模宏大的工业网。巴瑞·诺顿认 为，从本质上来说，大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实施的投资计划；三线还可以指 1964—1971 年这一投资时段；也可以是指进行建设的上述区域。因此，通过“Front”本身 所具有的“前线”“边疆”的含义及从地域、时段等方面的解读，表明了巴瑞·诺顿 所认为的三线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规模大、筹备时间短、与军事相关、高度分散四个突出特征的工业计划。巴瑞·诺顿认为，从 1964 年三线建设 开始启动到 1979 年，三线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中，三线建设 的重心逐渐从西南转向西北地区；而在工业结构的建立上，则是逐步从最初的采矿和 能源生产、交通网络的修建过渡到复杂的机械、包括军事装备的生产组装等。（Barry Naughton,“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5, Sep., 1988, pp.354-362.）他还认 为，三线是针对中国内陆省份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其目标是在地理位置偏远而战略意 义重要的地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的战略独立，确保中国的工业基地不会 受到美国或苏联的军事威胁。（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7, p.73.）

　　美国学者杨大利也采用了“Third Front”译法。他认为，三线建设的含义主要是 侧重于军事方面。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在四川、贵州、甘肃、陕西等三线省份 建立了约 2.9 万个实体，其中包括近 2000 个、约占全国总数 1/3 的大型企业和研究 机构，虽然这些企业主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整个三线建设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不是 主要缘于经济因素。（Dali Yang,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2, Jun.,1990, pp. 230-257.）

　　第二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刘易斯等学者将三线译为“Third-Line”。约 翰·刘易斯认为，这是遵从了中国官方的表述（三线 Sanxian），三线建设是指 1965—1979 年中国在远离沿海和边境的四川、陕西、贵州、湖北和云南等地进行的工业建 设，其投资达到近 2000 亿元。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新建的 1/3 的重工业和主要研究 机构都建在那里。（John W.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 No.4（Spring,1991）, p.100.）

　　第三种是加拿大学者劳伦兹·卢斯提出的“Third-Line Defense”（TLD）表述。其 中的 Defense 使三线建设明显具有了军事含义。劳伦兹·卢斯认为，1964—1965 年美 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三线建设是中国对来自美国威胁的回 应之一。因此，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在 1964 年设计并随后实施的、在中国腹地重新 安置甚至重建城市与关键企业的宏伟战略计划。美国对越战的升级、1969 年中苏边 界冲突等因素是促使中国在不同时期实施、加强三线建设的催化剂。1964—1965 年 美国威胁的不断增大促使中国三线建设项目启动，而 1965—1971 年苏联威胁的不断 上升，则加快了三线建设的进程。（ Lorenz Lüthi, “The Vietnam War and China’s Third-Line Defense Plann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4-196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0, No.1,（Winter 2008）, pp.26-30.）

　　西方学者对三线建设概念的认知，反映了其对三线建设的不同理解及其对相关资料的不同解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英语为主要研究语言的学者对三线的译法各 异，但其考量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大背景，具有明显的军事含义。 此外，关于三线范围，西方学者大都指的是大三线。至于三线的划分，仅有个别学者 进行了大体划分（如巴瑞·诺顿仅指出一线是最容易遭到攻击的城市区，但没有对二线进行界定。参见 Barry Naughton,“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5, Sep.1988, p.369。）。而对于小三线，尽管目前已经有学者在进行研究，但并没有进行严 格的学术划分与界定，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大卫·巴克曼将小三线译为“Little Third Line”，并以广东为例进行了研究 （ David Bachman,“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Guangd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6, Jun.,2001, p.273.）；约翰·刘易斯等学者也提到了一些省内的小三线 “Minor Third Line”（John W. 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4（Spring,1991）, p.100.）。但这些学者并未对小三线的区域范围、基本建设内容进行清晰的 界定与阐述。

　　三线建设与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发展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较早关注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之间关系的 学者是美国的约翰·刘易斯等。他们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的 核工业造成了困难，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使得中国的核工 业发展进一步受阻，如在甘肃肃北的 404 核工厂钚生产线被迫停产。随着越南战争的 发展，中国政府将钚生产线根据“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搬迁，先后在四川 广元、宜宾等地展开钚生产线的建设，一些工厂建在洞穴里，但由于缺乏洞穴钻探设 备，许多施工受到阻碍，如因洞穴挖掘的难题而最终被迫放弃重庆 816 核项目。这种 只考虑安全而重复建设的做法造成了浪费，也使得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极其艰难。因 此，约翰·刘易斯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阻碍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但六七十年代之 后，这些核工业的技术积累为中国实现核工业的民用与军用现代化、达到核反应堆技 术的国际最高标准打下了基础，中国公布的有关核项目的信息证明了这一成就以及中 国对其核工业基础极大的自豪感和信心。（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Chinese Strategic Weapons and the Plutonium Option”,Critical Technologies Newsletter（Los Alamos）, April/May 1988, pp.12-14.）

　　1991 年，约翰·刘易斯等学者开始将中国的精密武器出口与三线建设联系起来，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考察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的军事工业投资成效与中 国敏感武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早在 50 年代中期，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技术专 家就开始从事大型的、技术要求高的项目，如制造导弹和核动力潜艇、生产专门的计 算机等。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曾经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工作，并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先进 技术。而 1965—1979 年，中国在大、小三线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大量重要企业的建 设以及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调动，都促进了这些地区军事工业的发展。80 年代后， 原来的三线军工企业面临军转民、升级或关停处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事 武器的生产及销售。（ John W.Lewis, Hua Di and Xue Litai,“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Solving the Arms-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 No.4（Spring,1991）, pp.99-102.）

　　大卫·巴克曼将新中国的国防工业企业分为两个等级：一级企业是生产军事武器 和设备的国有军工企业；二级企业是为一级企业提供关键性配套产品并在国家紧急时 期能够被动员来自行生产武器的民用企业。在 1965—1972 年三线建设的高潮时期， 中国对国防工业进行了巨额投资，平均每年建立 67 个国防军工企业。1972 年后，尤 其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军工企业投产的速度急剧放缓。但是，除了核武器计 划之外，这些集中在内陆省份的企业大多不是国防工业系统的核心企业，而且这些省 份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国防工业企业。在抗美援朝战争、60 年代初和三线建设期间， 许多二级企业都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设备陈旧等原因使得二级 企业明显落后于一级企业。尤其在冶金和机床方面，生产配套产品的许多重点工厂都 是由苏联在 50 年代甚至更早时期设计的。就企业数量而言，国防工业企业是所有大 中型企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1964—1980 年，国防工业基地建设在全国工业投 资和建设中占很大比例。在所有企业中，国防军工企业中绝大部分是一级企业，二级 企业在整个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工业总量中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小。（David Bachman,“China’s Defence Industrial Base in 1985”, The China Quarterly, No.214, Jun.,2013, pp.448, 452-453.）

　　除了对三线的国防军工企业进行总体研究之外，大卫·巴克曼还以广东为例，探 讨了广东作为沿海省份的国防军事工业建设。他认为，按照三线建设的原则来看，广 东这样一个开放、沿海省份的小三线难以被选为国家重大军工企业基地，因此除了生 产作为核燃料的铀之外，广东的军工企业主要是以生产国防电子产品和常规武器为 主。由于低层次军工企业的大量存在以及这些企业所在地区偏远，缺乏与研发系统的 联系，使得广东乃至全中国的小三线企业转型相当困难。这些企业对于生产技术的扩 散及其对该省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都非常有限。而依靠地域位置优势发展起来的电子工业军转民及企业的重组使这些企业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David Bachman,“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Guangdong”,The China Quarterly, No.166, Jun.,2001, pp.304-305.）

　　从总体上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三线建设的进程也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影响。此后，三线建设规模开始回落，一些国防 军工企业开始军转民、合并或关停，由此带来了国防军工企业的改组与重建，这些都 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线建设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三线建设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西方 学者对三线建设的态度肯定与批评兼有。巴瑞·诺顿认为，三线建设最主要的成就是 建设铁路网连接中国先前偏僻的地区，开发重要的金属矿产资源以及建设一些布局 合理的制造企业。然而，通过实施内地工业化并将其扩展到更多偏远地区的三线政 策，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而三线建设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还在于该计划超出了当 时中国的发展水平，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延，未能完工的项目增加了，投资效益全面 下降。在经济上，即使部分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这些成就中投入与产出是 不对称的。（ Barry Naughton,“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5, Sep., 1988, pp.375-381.）巴瑞·诺顿还认为，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及尼克松访华，中国开始对 三线建设尤其是投资进行调整，逐步从三线转向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因之进行艰难转 型，由此又带来了投资的浪费。（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 p.77.）

　　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认为，1965 年以后出于战略原因发起的三线建设计划 的主要问题是工厂车间分散在狭窄的山沟里。这种分散使得协调生产非常困难，而且 必然存在高成本的运输和通信问题。此外，由于本应用于增加企业固定资产并进而提 高生产潜力的大量投资，实际上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空洞的挖掘，加之到 20 世 纪 70 年代末三线建设的部分设施没有完工，一些企业无法生产任何产品。尽管如此，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仍取得了显著成功。事实证明，三线建设较好地确保 了关键国防军工企业的投入迅速增长，使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固定资本存量得以增加。 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扩展了四川的工业基础，使民用技术获得进步，这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有益影响，也使随后的增长成为可能。（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p.94,102-105.）在研究中，克里斯·布拉莫尔还将三线 建设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 1978 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三线建设 时期表现不佳的是经济增长方面，而不是在促进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但 1978 年以后中国利用了这种社会能力，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Chris Bramall,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1978-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30.）

　　较早研究中国三线建设的日本学者丸川知雄认为，将三线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战 略是牵强的，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未讲过为了经济发展而搞三线建设， 总是讲备战的必要性。而且三线建设的各个项目投资效率低下，在经济、国防建设上 均缺乏合理性。（丸川知雄，中国の「三線建設」再論——呉暁林著『毛沢東時代の工業化戦略—三線建設の 政治経済学 −』，『アジア経済』XLⅢ-12（2002.12）。）

　　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化问题也是西方学者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学者威 廉·赫斯特认为，长江上中游城市（在此之前已部分实现工业化的武汉、重庆等少数 城市除外）在三线建设时期经历了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这主要集中在矿产等资源采 掘业和纺织等部门。三线建设时期，这些地区的许多城市得到快速发展，从周围农村 或其他地区吸收工人。因此，三线建设为较大的内陆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和繁 荣。（William Hurst,“Mass Frames and Worker Protest”, in Kevin J.O’Brien,ed.,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80.）克里斯·布拉莫尔还认为，中国的三线建设除加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还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三线建设成功地促进了农村工业化，这项政策的成功可 以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工业产出的增长来衡量。尽管大部分农村工业企业效率低下， 但农村工业化使农民获得了技能，从而成为熟练劳动力，成为 80 年代中国农村工业 化的必要条件。近年来试图发展农村产业的越南和印度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由于缺 乏这种工业基础。（Chris Bramall,“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7, Sep., 2006, p.691.）

　　美国学者柯尚哲从交通的角度研究了三线建设中兴建铁路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 的意义。他认为，三线地区的铁路建设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最终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整合进了全国工业网络，加速了区域交通运输并使其标 准化。到 1980 年三线建设结束时，内陆地区的数百个新地点融入国家铁路系统。铁 路系统的形成与整合，加快了区域交通的发展，缩小了中国东西部之间的时空距离。 尽管三线地区铁路建设存在巨大浪费的问题，但是这最终推动中国西部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拥有基础技术的现代工业化社会。（ Covell Meyskens,“Third Front Railroads and Industrial Modernity in Late Maoist China”,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40, No.3, Oct., 2015, pp.238, 259.）

　　三线建设的环境问题是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三线建设研究的新关注点之一。从整体 来看，当前环境史研究还是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基本范式为主，即以人类活动对 环境的破坏为主要叙事内容。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刚刚起步，自然也难 逃此窠臼。

　　美国学者夏竹丽认为，从环境史的角度看，作为中国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三线建 设，其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位于内陆的西部和西南山区。这些新建立的战略基地要求开 辟中国的腹地、修建公路和铁路，迁建的工厂主要涉及矿产开采、国防应用、燃料和 木材采伐等行业。新中国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在征服自然。在三线建 设过程中，污染的空气被排入狭窄的山谷，化学废弃物被排入河流的源头，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的污染。夏竹丽认为，三线建设中将重工业企业选址在偏远的山区是不明智 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43,154-158.）

　　美国环境史学者马立博认为，中国三线建设时期，因为修建厂房和铁路需要大量 的木材，而三线建设倡导的自力更生精神以及全国范围内呼吁的粮食自给和“以粮为 纲”口号的流行，致使大量森林被砍伐，导致了土地退化。（Robert B. Marks, 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Lamha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12, pp.285-286.）

　　西方学者除了关注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之外，社会生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如柯尚哲就对三线建设人员的动员、工作、工伤管理及士气等方面进行了探讨。（Covell Meyskens,“Third Front Railroads and Industrial Modernity in Late Maoist China”,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40, No.3, Oct., 2015, pp.253-258.）此外，他还对三线建设时期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专题研究。（Covell Franklin Meyskens, Maoist China’s Hinterland War Machine:The Cold War, Industrial Modernity,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hird Front,1964-1980, PhD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国外学界研究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三线建设的持续研究，反映了国外学者对 中国史的研究趋向，也体现了这些研究的新视角，这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以偏概全、突出或放大某一方面消极作用或后果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辨析。

　　（一）国外学界三线建设研究的特点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视角、范式层出不穷，西方学者在对与中国相关研究主题进 行考察的过程中，逐渐从新史学的研究视角对三线建设进行解读，这对于拓宽国内相 关问题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研究所展现的新视 角，主要体现在环境史、日常生活史等方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日新月异。关于冷战时期的环境史，是近年 来西方兴起的史学研究新领域，是当前环境史研究在研究时段上向冷战阶段延伸、在 研究对象上向冷战主要国家的国防建设项目延展的结果。2010 年，美国学者约翰·麦 克尼尔和科琳娜·安格对冷战时期的环境史从学理意义上进行了探讨，由此形成了新 的研究领域——冷战环境史，其中也涉及关于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 的影响。（关于冷战环境史的学科界定、研究内容与方法，参见刘合波：《史学新边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内容和意义》，《世界历史》2019 年第 2 期；关于约翰·麦克尼尔和科琳娜·安格对冷战环境史的界定，参见 J. R. McNeill, Corinna R.Unger, eds.,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目前从环境角度对三线建设进行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目前国内可查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许南海等的《三线建设与六盘水生态环境之变迁》（《怀化学院学报》2011 年第 9 期）；刘合波等的《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对资源、人口的动员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济宁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等等。），而 夏竹丽的著述则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为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究三 线建设提供了借鉴。

　　除了环境史角度的研究以外，国外学者也开始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展 开研究，如柯尚哲等学者已借助该史学研究范式来解析三线建设史。日常生活史试图 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入手来解读国家的重大政策变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目前已引起国 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实际上也是近几十年来日常生活史在关于新中国史研究的史学 回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不仅关注大三线建设，而且对于小三线建设也开始进行 探讨，开始将其纳入中国的国防建设、地区发展与国家经济振兴中去考察，凸显了一 些西方学者的整体史观念。此外，这些学者并没有将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三线建设时期 某些部门或经济门类的单独研究，而是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直至冷战结束之后的历 史衔接起来，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三线建设与当今中国某些地区或部门的发展之间的 关联，深化了相关研究的向度。而在资料方面，国外学术界已经开始利用一些私人档 案、采访口述、地方档案馆的馆藏档案等文献进行研究。

　　（二）国外学术界三线建设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国外学术界从不同的维度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较为深刻、全面的解读，在研究 视角、书写范式上也有其新意与可取之处，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加以辨析。

    第一，尽管一些文章也注意到了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生产布局与工业布 局的重大意义，但过于强调三线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弱化三线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仍然是目前西方学者的主流研究观点。部分学者碎片化切割史料，利用历史资料 臆测、歪曲和抹黑中国的倾向尤其值得警惕。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场景，不顾 中国的现实，孤立地看问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是其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了新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体系，但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冷战及地区争端仍然是当时国际关系的主流。 在面临美苏威胁、周边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势必首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不 仅是中国，美苏也同样视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双方都在冷战时期大力发展国防工 业，由此带来了世界范围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并因之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研究中 国的国防建设，也要从世界范围进行考察，以此来洞察三线建设的国际背景、在冷战 时期的作用与价值，而不应当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孤立地看待中国的三线 建设和国防建设。

　　第二，在阐述的内容方面，国外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大多只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 经济、军事领域，而对其为后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的作 用、产生的深远影响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考察。三线建设为当代中国的工业布局、交通 网络建设、人才流动与物质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一环。这些方面，国外学术界尚未展开深度联系与探究。

　　第三，国外学术界对于三线建设的叙事方式，主要还是站在西方学术立场上，以 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如关于三线建设的经济意义、环境问题，大都是以西方的叙 事风格来评判三线建设，而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避重就轻。就环境史而言， 西方学者秉承的依然是环境“衰败论”书写模式，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河流改造 等带来的环境改善、洪灾与瘟疫的消除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环保意识的形成、环 保政策的制定、环保运动的开展、环境治理的成效等问题探讨较少。因此，中国学者 应大力挖掘资料，在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框架桎梏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域，将其放到整 个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去考察环境、生态问题，将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用更为开放、广 阔的国际视野客观地研究中国。

　　作为对当前史学新发展、不断涌现的新史学研究动向的积极回应，中国学者应积 极借鉴、吸纳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与分析维度，从更多层面深入研究三线建设在国 史、冷战史、世界现代化史中的地位、价值及其意义。而面对国外学者对国史的过度解读与误读，中国学者也应从学术高度占领中国研究的制高点，驳斥一些国外学者断章取义或利用史料曲解历史、歪曲历史、抹黑党和国家历史的言论。同时，我们还应 通过国外的研究来考量国内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国内关于三线建设的资料非常丰富， 口述史方面如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整理工作，其中涉及三线 建设时期丰富的个人日常生活内容，包括政治、工作、教育、婚姻、娱乐等方面，但 目前国内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对三线建设的深入研究还略有不足。从日常生活史角度 进行研究，对于自下而上地理解冷战史、从微观世界洞察冷战宏观战略，有着深远与 广阔的世界意义。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大规模 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尝试。从三线建设史的研究深意上，应当深入探讨三线精 神、三线建设史在国史中的地位，以此进一步挖掘这种具有特殊时代烙印的精神在国 家文化与民族记忆构建中的独特价值、作用与意义。

　　［作者简介］秦颖，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2488； 教授，济宁学院，273155 。刘合波，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300387。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进］